人參功用，妙在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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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之功用，時醫謂為補氣，若依仲聖，卻未必盡然。經方中用人參，大意有二：一、補陰液以止渴、止身痛；二、燮理中焦。補液之理，人多知之，暫且不論。理中之義維何？今當說之。

        一般宗日本古方派者，多依《藥徵》之說，謂人參治痞。的確，有人參的很多方劑都有痞滿的表現，如三瀉心湯、人參湯（即理中湯）、桂枝人參湯、旋覆代赭湯等，都有心下痞滿（或心中痞）之症。但人參為何能治痞呢？

        考心下痞之證其因有三：一者熱，如大黃黃連瀉心湯是；二者飲，如五苓散是；三者痰氣，如旋覆代赭湯是。約束而言，只是一火一水。我們知道，太陽本氣寒水，標氣為陽，中見少陰君火。如果標熱內陷心下，則是大黃黃連瀉心湯證；若寒水壅於心下，則是五苓散證。三瀉心湯證（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則是介於水火之間，太陽客熱與水氣同結於胃脘，姑且稱其為“水熱痞”。若歷時稍久，客熱已解，而水氣結為痰涎，則成旋覆代赭證。我們應注意一個細節，三瀉心湯與旋覆代赭湯組成類似，且皆治痞，但旋覆代赭湯卻不名瀉心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瀉心二字，是專指芩連瀉熱而言的。細觀論文，“干噫食臭”（生薑瀉心湯）、“心煩不得安”（甘草瀉心湯），是可以看到明顯的熱象的。所以三瀉心湯的痞滿，主要是以芩連來治療的。同樣，旋覆代赭湯也是，此證是痰氣痞，是以旋覆花、代赭石來消痰結、降逆氣的。

        這幾個有痞滿表現的方證中，雖然都有人參，但人參並不是作為主藥來治痞滿的。我們再來細觀察一下這幾個證的兼見症狀：如半夏瀉心湯的嘔、生薑瀉心湯的胃中不和、干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甘草瀉心湯的下利日數十行，旋覆代赭湯的噫氣不除。從中可以看出，它有共有的特點是都有脾胃升降失常的表現。這幾證病程皆非久長，即使脾胃氣虛，也不是特別重。所以說，人參在此處的功效並不是補氣，而是協同諸藥（薑、草、棗等）來調理中氣之升降。

        如果說人參是大補元之藥，那麼何以仲師在《金匱》虛勞篇中並無一方以人參為君，來補虛建中呢？或曰：大建中湯不有人參乎？答：大建中湯所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食”，也是用人參來調理氣機而止嘔的。可以說，仲師是寧可用黃芪來擔負補氣之職（黃芪建中湯），也很少用人參來補氣的。即使在炙甘草湯中用參，也是補陰的意味居多。

        下面更舉數例經方中用參之劑，以證此說非謬。

        大半夏湯（半夏、人參、蜜）治胃反嘔吐；吳茱萸湯（吳萸、人參、生薑、大棗）治食穀欲嘔，或少陰病吐利，或干嘔、吐涎沫；理中湯治霍亂吐下；桂枝人參湯（理中湯加桂枝）治太陽病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干姜芩連人參湯治寒下、食入即吐；干姜人參半夏丸治妊娠嘔吐不止；竹葉石膏湯治傷寒差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黃連湯（黃連、桂枝、半夏、人參、干薑、炙草、大棗）治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小柴胡湯治心煩喜嘔、嘿嘿不欲飲食；橘皮竹茹湯治噦等。

        從上例證中可以看出，這些含有人參的方劑中，中氣不是上逆，即是下奔，失其協調。《傷寒論》赤石脂禹餘糧湯證條文中有云：“理中者，理中焦。”意謂理中湯的作用在於調理中焦脾胃，那麼在這四味藥（參、术、薑、草）中，孰能堪當大將之職呢？毫無疑問，非人參莫屬。或問：薑不可為君乎？答曰：不可。理中湯，仲景於霍亂吐瀉中出之，重在理中焦之逆亂，而干薑重在溫。理中的四味藥中，薑溫、术燥、草和，而唯有人參方可謂之理。又，理中湯《金匱·胸痹》中，仲師名之曰“人參湯”，人參為君之義甚顯。

        因此，總結人參之功用，即是在中焦氣弱、升降逆亂、嘔利並作、心下填塞之時，調理脾胃氣機，撥亂返正，臻于安治。要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人參不是補，而是“理”。如一國之相，一人之力豈能填眾口之饑？但善治國者，使民自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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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一則人參、黨參的資料：

  醫者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明代以前（含明）的所有醫著，上至神農本經，下逮本草綱目，中含金元四家醫藉方案均無有關黨參的記載，而清至晚近，黨參見諸醫藉舉目皆是，而明以前醫方中原用人參的，也多易爲黨參，猶如進入黨參大爆發時代。人們不禁要問，這是怎麽啦，於是疑雲頓起，不同的看法爭論隨之而生，其較有影響者是古之人參即今之黨參說，清代醫家王燕昌首言：人參爲補劑君藥，然方書所用，乃晉潞上黨所産，非關東與高麗産也。獨參湯昔也黨參，今用關東參矣。繼之張錫純氏也認爲：人參之種類不一，古所用之人參，方書皆謂出於上黨，即今之黨參是也。考《神農本草經》載，人參味甘，未嘗言苦，今黨參味甘，遼人參則甘而微苦，古之人參其爲今之黨參無疑也。然細思此說，亦不無疑問。難道千百年來，我們的先人遍嘗百草，竟於此重要藥物一無所知？況本草綱目所記兼畫影圖形，亦皆人參形象。尤爲可證者，是日本柴田承二用雙波長薄層掃描法對保存在日本奈良 寺正倉院中的唐代人參作了化學成分分析後，確認中國唐代人參是五加科人參，而不是黨參。於是提出了古藉所載人參皆爲人參說，後世所用黨參是在人參資源貧乏後，新發現或培育的人參替代品。然此說也不無疑問，一是資源問題，二是經濟問題。病者涉用參者不少，藥源能否保證。尤難者是經濟問題，如張仲景時代瘟疫流行，民生凋敝，（金元明時代亦然）其經濟能力能承受得了嗎。據本草綱目所載：（人參）“上黨者根須頗纖長，根下垂，有得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稍好難得”，足見參價之高。尤可怪者，有 植物藥物學家之稱的李時珍，以畢生之力考察探究。竟對黨參未置一詞。，殊爲費解，不過魏晉時期的陶弘景，在論人參之形時說其形長而黃，狀如防風。考防風之形似與人參有異。於是又有人猜想。古代人參黨參並存，提出人參黨參混用說。孰是孰非，難以定論，終成迷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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