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醫幾度秋涼

Kevin

（八十八）

曾做過一個夢。夢見一個人教訓我。此人批判力度之強，使我有醍醐灌頂，頓開茅塞之感。在大受啟發，佩服得五體投地之余，意識到自己無能，頓感自卑和郁悶。醒來后仍悶悶不樂。


女兒說“沒見到你這般能制造自卑的人。竟然醒來還意識不到夢中批判你的人是自己。看來是需要人格整合了。”


的確，夢中人的觀點是我提供的！這讓我興奮不已。可奇怪的是我的思想在夢中怎麼成別人的了，而且還批判我自己呢？難道真如女兒所說，為了保持始終如一的自卑，我竟把“本我”外化成別人來崇拜？


我為自己辯護說，這是特定環境中的特定心理。百年來中國的主流心理是缺乏自信，在東西方文化沖突的社會環境中，本我和自我相見不相識的恐怕不是我一個，要整合也得大家一起整才行。


越活老了越知道阿Q是怎麼回事了。


我實在不願承認“本我”的存在，還得整合，尤其是在當代，太麻煩了，誰不想活得輕松些？


便是象浮士德似的把自己交給魔鬼又怎樣？便是當阿Q，自欺其人又怎樣？我們不是沒做過。中國人就是魔鬼見了也頭疼。


中國人不是一張白紙，因而心地不純。比如外國人要是反對中醫，就會說到做到把人參當蘿卜吃。而中國人的“虛偽”便是在全盤西化的人身上也一樣存在。因此，只要你是中國人，就不可能通過反對中國而與中國脫掉關系。我奶奶說，鬼子從來不信任漢奸。


讓中國人當“好人”不容易，因為做不到無保留地信服什麼；可讓中國人坏到底也不容易，坏到一定程度時又總是良心發現。日偽統治時期，奶奶曾藏匿過五個偽軍逃兵。可日本人投降逃跑時，我奶又拎著一籃子烙餅追著送給他們。


我一個朋友說，中國心哪個朝上也不在，在野。所以，批判統治階級的儒學動搖不了儒學的根基。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以為歌德創造什麼人物是他的自由。可榮格卻說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因為是浮士德這個“本我”，促使歌德不斷地提昇自己直到讓浮士德得見天日，創造浮士德是歌德的“宿命”。


泰戈爾說：“那敲打我心扉的是世界的靈魂要進來，還是我的靈魂要出去呢？”


天、地、人的整體思想是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也是“客觀規律在人頭腦中的正確反映”。 雖然不能被描繪新的圖畫，但心靈卻能以不同的顯現響應外在的呼喚。

在這種里應外合的思維運動中，中國人想無視“本我”得見天日的要求也不太可能。這個“宿命”不是賣身給魔鬼或自欺其人地充當阿Q就能躲過去的。我們在主張揚棄傳統文化時，有沒有想到我們不僅是這一文化的“受害者”，還是這一文化的創造者？所以，要想鏟除這一文化光“焚書”不行，還得“坑儒”。


我不是非要宣揚中醫和中國文化，西醫和西方文化的偉大之處我豈有不知？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如果能夠照搬西方文化的話，何苦要頂著自卑做艱難的自我尋求？


百年來向西方學習的曆史使我們學丟了學習的本意，如果外在喚不起內在，那中國人就一直“睡”著。阿Q是失去自我、人格分裂，魂無所依，夢游著的中國人。說阿Q沒有覺醒是對的。不把魂招回來，阿Q如何能醒？


許多人認為中國文化心衰，懷疑其價值，甚至提出了換心主張.。


中國心的功率的確沒有西方文化的強大。中國文化缺少西方創造偉大“時勢”的那種強大的分裂性、宗教力量、悲劇意識和英雄主義精神。中國文化的自洽性造成中國人精神上的“惰性”。


女兒的藝術老師多為她沒有走藝術道路而遺憾。我也奇怪，女兒是如何抵御明星夢的呢？女兒告訴我，她熱愛藝術，如果沒遇上中醫，她肯定去搞藝術了。她說“藝術需要用痛苦醞釀，用生命祭祀。藝術家命運多舛、搖滾樂手壽命很短就是一個證明。藝術於人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但中醫能讓我站在藝術的毒性之外欣賞它……”想到有人尋找中國藝術落后於西方的原因，我在女兒這里找到了答案。

我和女兒衡量心臟的標準都不以功率為唯一。運動員心臟有其隱患，男人活不過女人，養心對心臟最重要。我認為中國文化不偉大不是它的錯，不能因為盲人的聽覺發達就認為有眼睛是缺陷。


常有朋友恨鐵不成鋼，罵我是阿Q了。我也自認：“我就是丑陋的中國人。”

罵人的“激將法”用於思維“自洽”的人效果往往不好。因為激出的“火”在五行流通的思維中被“土”泄，“水”克，“金”耗，難以形成中燒的怒火，促人行動。所以，相對說來中國人總是火氣不足，沖勁不大，競爭性不強。而這一“國民性”品質現在正不斷遭到批判。

中醫之所以跟文化扯上邊是因為中醫把天地等概念都扯進人的醫學中。一個年輕人學彈古琴時說，古琴的說道怎麼這麼復雜啊？我說，你要是接触過中國文化就不會認為古琴難學了。中國文化是一套體系，開哪個門進的都是同一個房間。愛因斯坦累死也沒把西方各學科的房間打通。


漢字不用增加就足以闡述眾多的新事物。構建一門理論的框架要是缺項的話，那麼，隨著這門學科的發展，任何一個新要素的引入都有可能打破原來的概念關系，從而引發新的排序。這種顛覆性重組可以叫發展或進步，也可以叫觀念更新或證偽。但對中醫來說是不允許的。母親當年為什麼給我拿出那麼厚一疊經典？因為不從整體把握，而從個別入手學醫的話，我是可以不斷觀念更新，可病人豈不是天天被我用明天的舊觀念處置？如果這個更新是顛覆性的，那病人豈不是被顛來倒去的治？如果這個更新是證偽式的，那麼今天使用的方法豈不全是明天的偽科學？如果中醫要是這麼做，就還得再創造一套“科學”理論來支撐這一做法。

中醫跟不上時代，是跟不上英雄西醫造出的“時勢”。“時勢”改變了自然，其中包括人這個自然。現代醫學面對的人已不是“自然人”，其病的來路是繞了許多彎的山路，這為西醫所不識，於是現代醫學書上寫滿了：“病因不清，發病機理不明”。我想，醫學研究需要沒受“汙染”的樣本的。對當前的“時務”要站在這個“時”之外去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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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夢，佛洛依德講得很好。某種程度上其分析思維，接近中醫的思維多於西醫的思維。

Kevin

(八十九)

假如中醫的健康理念在曆史上從未出現過，會不會有一天被西醫提出？當西醫作為一種新理念提出“中醫”理論時，人們會感到不可理解嗎？


有人會反對說，西醫怎麼可能會提出“中醫”理念？中西醫是兩個不兼容的系統，沒有接軌的可能。對此，我不以為然，誰說新學說與舊理論就得兼容？經典力學，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它們是兼容的麼？科學無禁區，不兼容在科學中不僅是允許的，甚至是科學張力的表現。

把科學說的好象是從一個理論中始終如一地按一個邏輯發展著的似的，就可以指責中醫不合邏輯了。把科學說的好象早就有了“統一場論”，所有理論都在一個基於因果性原理的統一場中，就可以把中醫排斥在外了。不然，一味要求中醫兼容的科學依據是什麼呢？

量子力學出現后並沒有否定和取代經典力學和相對論，而是在不同的領域內各自發揮著作用，人們不因經典力學理論不能用於制造原子彈而否認它能造汽車。畢竟“統一場論”還沒有產生出來，真理三分天下，究竟誰有權利取諦中醫？

中醫現在獲得了新的生命動力，如果說中醫先前的存在是曆史的需要，那麼現在的生命力卻來自西醫的發展給中醫留下的余地。這塊空間即使中醫不來填充，一個與中醫差不多的新理論也會應運而生，科學就是以這種方式發展的。

即便看上去明顯不兼容的事物也不是絕對的不兼容，思維方式的兼容自有其生物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道法自然。

我父母的性格差異很大，比如在財富觀念上兩人就一直不可調和，父親吝嗇，母親慷慨。做為他們的后代，我會獲得怎樣的遺傳呢？只有三種可能，一，象父親，極度吝嗇。二，象母親，十分慷慨。三，中和父母，既不吝嗇，也不慷慨。唯一不可能的是，既吝嗇又慷慨，因為這不合邏輯。可事實上，不合邏輯的事情真就發生了，我極度吝嗇，又十分慷慨。

同事常對我的下意識行為驚呼：“你怎麼往鋼筆水里兌水？”領導多次對我發怒：“咱們有的是好紙，你為什麼總是用廢舊紙的背面給我寫報告？”朋友們說：“為什麼一說哪道菜剩了扔掉，你就把它全吃光？”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而我的慷慨比之母親又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傾其所有，還會代人簽字借債，以至有的部門會把救濟款發給我，由我慷慨出去。

心理醫生可能會認為我這是矛盾性格。其實對我來說卻很正常，因為要是我不吝嗇的話，我體內的父親就會難受，非物盡其用，毫不浪費不舒心也。同樣，要是我不仗義疏財，幫助別人解困，母親在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為了每天吃得下，睡得著，我必需既吝嗇又慷慨，缺一不可。由此看來，基因的鏈條不是按我們理解的邏輯順序排列的，看似矛盾的性格在我這里統一得天衣無縫。

集匯在我身上的基因，來自我之上數以千萬代直系祖先。從基因上講，他們是我，我是他們。而我並不獨自擁有這些祖先，沿著血緣的路從我這往上沒走多遠，我與他人的祖先就交叉了，我的祖奶奶可能就是你的祖姥姥。從縱向看，在那些你所從來的祖祖先先身上能找全你的全部基因，這就是說，他們是你生命的生生世世。從橫向看，現存的人，他們的基因也來自向上並不太遠的你的祖先。所以，你也可以在現存的人身上找全你的基因。可以說，我們現實的人也互為生命的生生世世。我們就是這樣曆史而又現實地存在著的。如果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融合過來的，那麼，又有什麼思維方式是絕對不可兼容的？

當然，人類並沒有因一再交融而變成一群缺少個性的綿羊。相反，個性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現出很強的獨立性和自我保護意識，非強勁的情感動力不能使其開放。違心地融合，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價。可以說，正是人的情感性保護了思維的獨立性。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人類為什麼有了理性還會有情感，因為這兩者已被捆綁在一起了。

當思維方式的矛盾有時不能邏輯地解決，如果不肯象佛家主張的那樣“不了了之”，就要用突破和超越的方式來解決。而突破和超越的手段是什麼呢？

結婚后，對婆家彼不適應，在許多思想觀念上感到不可調和，盡力而為的調和也付出了身心疲憊的代價。女兒出生了。我驚異地發現，女兒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說話辦事，與婆家人一個模具拓出來的似的。我驚詫道：借我的肚子生了一個人家的孩子！

但老天設定我無條件地愛我女兒。女兒是一部天書，我奇怪地看著她的所作所為而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我重新關注女兒的父親，細細了解他的思想、感受、脾氣、秉性。面對他的詫異，我回答說，你是一本新華字典。我陪女兒的爺爺、奶奶聊天，設身處地的從他們的角度，以他們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我對女兒說，我這是在查閱康熙字典。當然，我也了解婆家盡可能遠的家史，這就是翻閱辭源了。正是通過這些查閱，我才能讀懂女兒。有時，我與女兒開玩笑說，如果女兒是個一夜情的產物，那麼可就糟了，我將永遠不能解讀她，因為我沒有破譯這部天書的字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反對一夜情。正是因為女兒，我不能否定她所從來的家族。所以，對於我本來並不認同的思維方式，我需要的不是反對、否定、回避、封閉，而是與其真正融合。這里沒有違心的問題。當女兒為我打通兩個家族的思維隔閡時，我感慨道：“人類還得實行有性繁殖啊！”     

愛，這個詞當然很不理論，很不真理，很不邏輯，拿不到學術台面，但卻是我得以實現思維突破和超越的手段。人之所以是情感動物，之所以有思想，正是這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現代人往往難以突破思維桎梏是不是因為缺乏情感動力呢？當愛的情感變得有些虛幻時，人的思想力量也隨之減弱。有人嘲笑我之所以維護中醫是出於對母親和女兒的感情，是對中國文化的戀戀不舍，是出於民族主義情感。對此，我並不反對，因為我活的不僅僅是一個一生一世的我，也在活著我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不能從我的生生世世中剝去曆史、文化和我們整個民族。我的理性之開放，兼容，具有活力都離不開情感做開路先鋒和前進動力，我不可能離開我的血肉去愛真理，這難道是難以理解的麼？

Kevin

(九十)

小時候總是吃陳糧。國家把新糧存起來留第二年吃，怕的是第二年如果糧食無收的話會鬧飢荒。那時是反華包圍圈，沒處去弄糧食。陳糧總是多少有些發霉的。有兩年天天吃發霉的玉米面。玉米面霉的很嚴重，發紅，入口是辣的，很難吃。但家家吃的都是這個。前些年看有資料說，發霉的玉米有一種黃曲霉菌，是毒性很強的致癌物，加熱處理也不能殺死霉菌，一旦發現應立即銷毀。后怕之后慢慢回想當年的鄰居們有誰死於癌症，想了半天沒有想出，於是懷疑這霉菌可能沒那麼厲害。如今看人們把稍稍有點發霉的糧食扔了還是覺得可惜。

中國人是挨過餓的民族，飢不擇食的生活經曆使中國人現在的餐桌上也擺有腐乳、大醬、酸菜、腊肉、霉干菜、風干腸、松花蛋等食品，確切地說，都是變質食品。小時候跟著奶奶做醬，把豆塊做好了放在擱架上陰干，幾個月后再拿下來掰開,洗刷……醬塊里面不僅霉變，還有蛆殼，我就很反感，一度拒絕吃醬。可鄰居們卻端著碗紛紛來討新醬吃，吃起來還贊不絕口。我想，吃變質食品，開始時應該是出於無奈，后來才成為習慣。變質的食品不管怎麼說，也沒有新鮮食品有利健康，我很懷疑霉變了的食物是否還有營養。

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的飲食觀念也在變化，不僅吃得好，也要吃得新鮮，變質食品吃得少了。30多年過去了，不吃變質食品的中國人惡性腫瘤患病率卻成倍增長。今天看電視報導說，肺癌患病率上昇了465%，對此大家一致認為是環境汙染的結果。這麼說，環境汙染致癌比黃曲霉菌要厲害得多？報導還說，心腦血管疾病已占中國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高血壓人群有1.8億人。我想，這肯定不是吃霉變食物的原因了。食品的質量高弄得人血壓也高，與之相比，變質食品怎麼也缺少把人血壓弄上去的力量。

營養高的食品熱量也高，由於運動的不夠，高營養帶給人的就不是健康，而是“虛火”。‘“虛火”積蓄久了，就會鬧事。我一個朋友對此就很緊張，她說：“我兒子咽炎又犯了！”我說：“犯了又怎樣？”她說：“犯了就會引發腎炎”。她說得很準，她兒子真就照她說的來病。孩子青霉素過敏，到省醫院，一邊吊著抗過敏葯，一邊打著青霉素。打了兩周，醫生說不能打了，回去臥床靜養。朋友說：“化驗尿里還有血哪？”醫生說，治好了半年內化驗也還是有血。然后開葯讓帶回去吃。開了一堆葯，全是中葯，西醫開的，清熱解毒。朋友認準罪過全在咽炎，就不斷用清熱解毒葯，可尿里的血只增不減。她每天緊張得象強迫症似的，兩天一化驗，每天早晨對著陽光看她兒子的尿瓶，到后來她都能看著她兒子的尿說出蛋白和紅細胞的指數來，去化驗保準能對上。我知道他兒子的體質，根本沒有實熱，不能清熱不止，建議她找中醫看看，可女兒的師傅出門了，聯系不上。她便先后找了兩位中醫，可這兩位中醫也主張清熱。聯系另一城市的一位中醫，在電話里他很贊成我的觀點，於是帶孩子去開葯。葯拿回來我一看，又全是涼葯。我說這醫生也沒同意我的意見啊？朋友說醫生認為還是火大，有實熱，得清。這麼多醫生，又是中醫又是西醫的全用涼葯，朋友也就認準了她兒子有實熱。又把涼葯用上了。可化驗結果讓朋友如熱鍋上的螞蟻。女兒師傅回來了，朋友急忙去找，回來告訴我：“郝大夫也是清熱解毒！”解開葯袋一看，我不禁笑了，說：“這是清熱解毒麼？一味涼葯沒有，還有紅參，這是溫補。”朋友說：“我跟他說我兒子有火，總犯咽炎引發腎炎。郝大夫就說，好，好，清熱，清熱。”我說，他一天看五六十個病人，累得要死，哪有空說服教育你？嘴上順著你說，但葯是該怎麼開就怎麼開。朋友給兒子用了二十多天葯后化驗結果就完全正常了。朋友奇怪說：“省醫院的大夫說這血半年內都得有，可現在怎麼一點也沒有了呢？”我說，病好了為什麼還有血呢？朋友現在就比較注意全家的飲食了，考慮的不光是營養，還有寒熱的問題。

我到監獄去很注意看犯人的食譜，那才叫講究科學，粗細搭配，葷素平衡，如推廣開來心腦血管疾病定會大幅下降。犯人每天出操，搞活動，運動量也適當。還修身養性，繡花編織，學習孔子。有時我開玩笑說，如今科學的生活方式在監獄。我擔心，如果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出來看我們外面人會不會覺得我們是野蠻人呢？

心腦血管疾病本可以不是第一殺手，如果我們注意生活方式的話。同事的母親死了，腦出血。她很傷心，哭泣著說：“我母親沒福啊，她最喜歡看電視，我剛給她裝上有線電視，才看上三天就走了。”象祥林嫂似的，她每天都叨嘮這番話。一個月后我說：“你要是不給你母親裝這個有線電視，她不連坐著三天不挪窩地熬夜看,也不會腦出血。”同事楞了,半晌說：“是我害死了母親，我不該讓母親享這樣的福！”如果按照先前的生活方式，她母親再活上十幾年不成問題，可連坐三天結果卻使她腦出血死亡。平時總是不停地做體力勞動的人，身體氣血的運行方式已按體力勞動所需能量運行，三天不動，能量施放不出去，血壓昇高，畢竟是老人，血管硬化，出事是很必然的。

前天去爬山。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只爬了幾分鐘就坐下不爬了。他說：“爬不了，發熱，身上熱散不出去，要炸了似的。”大家笑他，有人鼓勵他堅持。我沒有要求他硬挺。我知道他平時吃的好，身體熱量足，稍一運動，熱量就超，不能及時排出的話，也怕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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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營養食物帶給人的，很多時候不是虛火。更多的是痰、瘀、氣虛，然後才是虛火。

Kevin

(九十一)

有科學衛士很嚴厲地說，中醫沒有資格要求科學寬容，大學講堂能給巫婆一席之地麼？巫術有資格與科學講平等嗎？科學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與中醫這樣的偽科學做堅決斗爭。

在我看來，讓不讓中醫進科學殿堂就象讓不讓袁隆平當科學院院士一樣，涉及的不是中醫是不是醫，袁隆平是不是科學家的問題，而是科學在表明自身是什麼的問題。

想中醫產生之初本沒有依托科學，袁隆平搞雜交水稻更是沖破科學，如果科學不積細流了，說明它無意大海，那中醫歸不歸也就無所謂了。

在蚊子也不能輕易消滅，怕破坏了生態平衡的今天，中醫怎麼就成了絕對有害，要科學放下身架沖出殿來消滅的呢？

有人用東方沒有產生科學來反復論證中國人和西方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得出我們是劣等民族的結論，這已不是科學問題了。依我看，想要找一個理應被淘汰的理由，那得證明中國人是大猩猩才行。

可中國人的智能作起數學來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這說明人類智能不是非通過科學不能保持。在以人為本和以科學為本之間，不管科學多麼偉大，還是要以人為本才是。人類智能本身就是科學的。我們不是致力於研究人類思維的合理性而是全力地去改造人的思維，正好把事情弄得本末倒置。

女兒在幼兒園時，有一天老師很正式地找我談，說我女兒的智能有問題。我頗感意外，我怎麼沒看出有問題呢？老師說，你女兒不會加法。回到家里，我拿出一盒火柴給女兒擺測，女兒真的不會加法！這讓我吃了一驚。為了讓自己鎮靜，我領女兒出去看了一會月亮。回來又換種方式測。這回我放心了，女兒的確是不會加法，但她會減法。古人採集了多少果子可能不知道，可有人偷去了卻能發覺。老師要是先教減法就不會認為我女兒有問題了。女兒上小學時，老師又告訴我，她不會乘法。我告訴老師可以試著先教除法。

我們覺得現在的教學順序很科學合理，很按部就班，順理成章。其實不然，人的思維總是要時時回復本來面目，因而時常會與科學順序發生沖突。鄰居的孩子入學后，又被迫退學。老師客氣地說，這孩子智能發育晚，建議下一年再上學。實質上是把這孩子給推出來了。鄰居把孩子給我送來說：“就你說這孩子不笨，瞧，學校不要，還不笨嗎？”我讓孩子天天來幫我做家務，指示他給我拿具體數目的碗筷等，都沒問題。可一挪到作業本上，一切就全亂了。后來我終於弄明白了，這孩子記憶力好，當老師的教學方法與他的思維方式不能對接時，他對課堂內容就進行機械記憶，數字到他這里全轉變成號碼，這按他的邏輯是一點沒亂，可旁人看這孩子可就不是一般的糊涂了。找到問題的原因后，我給他理順了一下，讓他媽媽再把孩子送回學校，老師就不說這孩子笨了。

如果孩子們都能按著自己的本性學習是最為理想的。可教育之所以是教育就是要形成一個統一模式。科學思維如此地深入老師之心，使老師的工作內容就是給孩子鑄造固定的思維模式。女兒上小學第一天回來就告訴我，老師說：“你們都是小樹苗，得需要經常修理，打叉，不然你們就會長歪了。”沒有幾個孩子是天然符合科學思維要求的，於是老師們所要做的首先是否定孩子自己的思維，然后換上科學思維。孩子們是給修理直了，不僅自己的思維是直的，而且不允許別人“歪”。我當中學老師的時候學生就一致給我指出：“老師，你課講得不對，課不是這樣上的。”我感到驚奇：“你們是學生，竟然知道課該怎麼講？”所以，中醫現在受攻擊和打壓是很正常的，我們的教育先否定自己又否定別人。認為只要秉持著科學就是正確的，就有修理別人的權力，甚至可以理直氣壯地攻擊和謾罵別人。這樣一來，除了科學思維，哪里還有個性的、自由的思想存在？

講課不應該是洗腦，而是引發思考。我讀《論語》就是借鑒孔子的教學方式，循循善誘，引發學生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學習樂趣。

如果人的天性是可以任人修理而不產生身心問題，那怎麼教育倒也無妨。

朋友的孩子上小學，患了尿頻的毛病，一節課上幾次廁所，弄得老師不勝其煩，勒令家長給孩子看病。可幾家醫院走過了，卻檢查不出問題來。我說，是孩子精神太緊張所致，得讓孩子放松。可如何讓孩子放松呢？朋友想不出辦法來。我告訴她，孩子的緊張源在老師這里。老師象鑿子似的眼光看上孩子一眼就足可以令孩子緊張得上幾次廁所了。但老師管理幾十個孩子，想讓她目光柔和，充滿笑意也不太現實，畢竟工作太累了。我女兒上小學時，教室窗台上擺滿了一盆盆盛開的花，講台上擺的總是一盆開得最漂亮的，都是女兒上學時捧去的。老師上課前看看這些花，有時還要溱上去聞一聞。我對朋友說，要關心、體貼老師，讓老師經常能從緊張的工作環境中超拔一下。比如，送她一些特殊的禮物，給一些及時的問候等。家長做老師的朋友可以柔化老師的目光。朋友說，這麼給老師拍馬屁，那不是太慣著孩子了嗎？我說，這是對老師和你孩子的人文關懷。整個社會都在不斷地給你孩子加壓，而能保護他的人只有你一個，你不僅不能站到老師一邊去，還應該把老師往你這邊拉一拉。朋友按我說的去做了，孩子的毛病很快就好了，因為每當老師走過他身邊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摸摸他的頭。

把科學學了幾十年的人往往學不了中醫，要麼說中醫是偽科學，要麼就說中醫難學。一些大學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常常會問女兒的師傅：“中醫怎麼學？”女兒奇怪道：“他們這麼一問，把中醫弄得好象是很難學似的。其實中醫是小孩子也可以學的東西，就象圍棋，很小的孩子也可以下。一張《內經圖》畫得多麼生動有趣，腎的部位畫著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子在車水，多形象啊！”女兒說她之所以不覺得中醫難學，並不是她有什麼學習方法或天份，只是沒有思維障礙罷了，這完全得益於從小我沒有“教育”她。

Kevin

(九十二)

摸脈，如今成了件稀罕事，女兒摸脈，所到之處，總被人視為新奇。每到一個單位辦事，就會有人請女兒號脈。然后，一支等待診脈的隊伍就排起來了。我小時候，人們既無體檢意識，又視中醫號脈為平常，沒病的人是不會去體檢，也不會要求診脈的，所以沒見過女兒這般給大隊人馬診脈的陣勢。現在，人們視診脈為中式體檢，對體檢方式，人們是不厭其多的。現代人在體檢方面訓練有素，中醫診脈又不用抽血和做病理什麼的，自然易為國人所接受，這就使女兒診脈經常是整個科室，整個局，全公司的人集體進行，一個接一個地全被診一遍。當女兒一個一個地說出症狀來時，圍觀的人們便嘖嘖稱奇。     


如此這般整體性地診脈使女兒竟有了一些我母親沒有的體會。女兒說，她發現有些單位的員工在脈象上有整體一致性趨向，具有單位性特點。她認為這一整體性的脈象與單位的管理方式有關。我奇怪道，怎麼會呢？女兒分析說，如果一個單位的員工普遍出現肝淤氣滯的現象，就說明這個單位等級分明，管理嚴格，工作壓力很大。在治療上，對這樣的單位可以采取整體醫治，頭兩付葯員工們可以集體服用一個葯方。我听了不由得笑了說，著你這麼說，是不是看一個單位的管理制度就能判斷出這個單位的人員健康情況，或者說，根据一個單位員工的健康情況也能判斷出這個單位的管理方式呢？女兒說，管理方式與員工健康這兩者之間是有密切關系的。


往往一個單位最后一個踱出來診脈的是這個單位的“一把手”。女兒說，單位“一把手”的脈與員工的往往不同，脈象上不是肝淤氣滯，而是會表現出氣旺的特點。氣旺表現在工作上是有氣勢，有魄力，但氣過旺則頂得心臟運行不穩，血壓升高，健康也是一樣的沒保証。我說，如此說來，便是集體吃中葯也不是治本之策了，得調整管理方式？女兒說，是唄，用葯支持管理方式的存續終不是長久之計，人性化管理才是理順身心的良葯。


我勸女兒摸脈時別說單位的制度問題，別介入人家企業的管理，醫生是看病，就病說病，別跑到醫外去，不然，會讓人說中醫看病象算命，給攻擊中醫的人以口實。女兒慢悠悠地說，中醫區別于西醫的特點就在于中醫看病注重人的七情六欲，強調人的性格和生活環境對健康的影響，算命的魅力不就在于具有預測性和解析性嗎？中醫的預測和解析是依据人們的現實生活做邏輯嚴密的推導，中醫雖然拿不出化驗單來，但其預測和解析卻能為事實所驗証，適當指出環境與健康的關系未嘗不可。我說，傳統中醫沒有評說單位管理方式的，我就沒听母親說過人家單位的管理問題，當年母親說出患者的生活方式都讓人稱奇，如今中醫要是指出人家單位的管理方式，不更讓人覺得虛玄了麼？女兒笑說，過去的中醫之所以不評說人家單位的管理情況，一是因為過去的人不象現在這樣整體性地診脈，使中醫不能做這一歸納；二是中國傳統上基本只有一個管理模式，讓中醫無從對比。可現在就不同了，有國家机關、國企、私人企業和外企之分，如果沒有這些單位實際存在著的管理差异，又怎能摸出各個單位人員脈象的不同呢？中醫能夠隨時發現新情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自身，這不是與時俱進麼？


的确，時代的發展真的給中醫不斷提供新觀察和新體驗。朋友做果盤，把香瓜和芒果裝入一盤，用竹簽扎著吃。我說，你單吃一種吧，別混著吃。她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沒有什麼科學依据，只是覺得做為人類，我們是第一代這麼吃的，是在拿自己的身體做試驗。朋友笑了，一邊吃一邊說，好吃的東西就要放到一起吃，而且這些東西都是無毒、無害食品，不會在人體內起不好作用的。既然勸不了，我就只能在一旁觀察了。不一會朋友就開始喊肚子疼，要找葯吃。我不急于幫她找葯，而是詳細了解她的感覺和症狀，然后把這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提供給女兒，因為我知道古書上肯定沒有這一資料，過去可能只有皇上有資格做這種食品搭配新組合的試驗品，不知皇上為此肚子疼了多少回。可是，既便是皇上也沒有机會把香瓜和芒果一起吃，我怎能不注重觀察呢？


最近，國家推出了關于要求在食品商品銷售中提供食品營養學標簽的規定。規定要求在標簽中要標明營養成分和營養學特性。有人為此嘲笑中醫說，國家怎麼不用溫寒涼熱標簽替代食品營養學標簽呢？還是中醫理論不科學，上不了大雅之堂吧？對此，我不以為然，我不知道營養標簽對百姓選購食品究竟能起多大的指導作用，恐怕對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的醫生來說，這種標簽也不見得有多大的价值吧？更何況營養不是一成不變的，中醫講究炮制，便是寒性的葯物經過加工也可以變成溫熱性葯物，中國人吃的不是西餐，食品經過烹調后，營養標簽是不是得重寫？中國有許多“變質食品”，它們有沒有營養標簽？如果營養觀念通行，是不是要把這些“變質食品”淘汰掉？中國食品本身不太適應營養標簽這種體系，那麼，為了使中國的飲食合乎科學，中國人是不是應該改吃西餐？


如今，反對中醫的人以為科學的發展正在形成對中醫的最后圍剿，並為此興奮不已。而我看到的卻是中醫在現代獲得了新生机。營養標簽的實行說明科學已將食品與人體健康聯系起來了，雖然僅僅從營養方面聯系尚嫌粗淺，但無疑是有意義的。在這條思路上，中醫的思考比之西醫要丰富和開擴得多，也更有見地。在當今時代，中醫可做的事情真是不少，如果有志，在這條“旁門左道”上也可能“柳暗花明”地揭開科學發展新篇章。

Kevin

(九十三)

連日關注地震災情，看了許多報道和評論。這次國家地震局飽受民眾指責，很有醫生受患者家屬圍攻的委屈，預報地震本是世界性難題，人們在強科學家所難。


可科學家們也很憤怒，這憤怒不是緣于民眾的指責，而是有地震專家說地震可以預測。眾所周知，對于地震，說不能測的是科學家，說能測的是騙子。在5月19日的香山會議上，有專家提出：“中國的整體思維的方法，對于預測大的地震有作用。”還有學者主張地震預報不能光靠專業隊伍和儀器，應該啟用“群測群防”以及一些“土辦法”將千百萬個信息匯總起來進行地震預測。對這種“沒有科學依据”，用“似是而非的手段忙著報地震”的專家，被人說成是“一批中醫式思維的地震專家”，“跟中醫一樣是騙子”。中醫隊伍意外地獲得了一批地震學家。


我雖然也同意地震不能預報的說法，但不等于說我不想預報地震。科學一天不能預報地震，“騙子”一天就不會停止躍躍欲試。在“騙子”和科學家之間，“騙子”往往更具進取精神，更正視現實，也更熱心。科學雖然讓我們理性，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在瞬間離去，理性卻阻止不了人們的眼淚。說預報地震的專家是中醫式思維我不同意，地球樣本只有一個，便是匯總千百萬個信息，也是西醫式的個體研究，並沒有偏離科學軌道，科學沒有必要非排斥不可。


親身經曆過一個“群測群防”預報地震失敗的例子。


我家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大地時不常地要晃上一下。原市委書記不甘心在科學這一棵樹上吊死，想要土洋結合報地震。他走訪了地震專家、置辦了監測儀器，設置了觀測站；在野生動物養殖場、養雞場、養魚池和几處水井、礦井、泉眼都安置了監測人員；普通群眾也都被告之發現什麼异常情況要及時反映。他辦公桌上的几部電話直通几處觀測點。城東和城西分別安裝了警報器，有專人把守。為了讓人們熟悉警報聲，還演練了兩回。每當接連發現一些异常情況時，書記就住在辦公室，日夜堅守。有一次，情況日益不妙，書記在辦公室連著住了好多天，到了這一天夜里，他桌上的電話玲聲此起彼伏：貉子不睡覺，魚兒往出跳，井水發渾還冒泡，還有市民報告家中雞犬不寧，老鼠在搬家……就這樣，書記臉色變了，汗也滴下來了，最后，大手一揮：“拉警報！”就這一聲令，全城就炸了營。礦工從地下往上跑；大學生從樓上往下跳；正在產床上生孩子的婦女，一蹁腿下了床，跑得比醫生還快；我一把拎起女兒沖出家門……但是，地沒震。第二天一早，省長來電話把我們市委書記一頓臭罵，市民們也編首諷刺歌曲滿城唱。書記灰溜溜地夾著皮包，到省里做檢討去了。此后，再沒有人想要預報地震了。


地震真無法預報。不能預報地震的地震局照樣還是地震局，但土洋結合的辦法不能預報地震就要被取諦還被說成是騙子。從這件事來看，中醫遭到攻擊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頗具代表性的。多年以來，科學為了維護自身的純洁性，實行的是“寧長科學的草，不長偽科學的苗”的高壓政策。


然而我卻一直不認為書記的警報拉錯了。因為警報響后，我到郊外走了一圈，看到田野中有一團團的黑霧在滾動，空氣中彌漫著火葯味，月亮慘白得象一張剪紙，一道道明亮的銀線在月亮前漸升漸消……地震台測定當夜有地震，但震級不高。我想，地下的岩漿不停地翻騰，或將地面慢慢拱起，或驟然扯斷，就象腦出血，誰也說不准在哪出。那夜地沒震，但腦血管沒有破裂並不說明血壓沒升高。那些奇异的天象讓我想到，老人們傳說的很多靈异現象很可能不是迷信的產物，而是地光、地聲、地氣在活動，而這些東西只有伴隨大地震時出現才為我們所承認，卻不認為平時它們也有出現的可能。書記“騙”我們是沒有科學依据，但不能說沒有科學价值。


在電視中，看到解放軍好不容易從廢墟中挖出的人又很快逝去，我急問女兒：“雖然說是擠壓綜合症，但可不可以先給傷者喝點回陽救逆湯？你以后是不是應該做些這樣的准備？”女兒也盯著電視看，說：“生命就象火焰，到了生命危机的時刻，要先救這點火，不能一下子加一大把柴把火壓死了，要一點點地續柴，這需要調整救人觀念”。西醫在這次救災中戰斗在第一線，作出巨大貢獻，中醫也派出了骨傷科醫生，但在救人上，我很希望中西醫形成合力，提高傷員的成活率。


看災區老師說給飢餓的學生撮一小口餅干吃，叫“吊陽氣”；讓學生互相呼喚名字，提醒著意識。這些做法很合中醫理念，也很有效果，令我贊嘆不已。


雖然我們書記半夜拉警報是有點冒失，但我想，要是發個橙色警報可不可以？地震預警真會引起恐慌麼？人類真能夠高枕無憂麼？真實的生活能排除憂患意識？如果我們平時就有預警，對人類來說將是一種很有益處的教育，比空頭的政治學習和道德說教效果要好得多，人們就會多些演練，房屋也會建得更牢固一些，總之，有百利而無一害。


是時候了，我們真的應該重新擺正科學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有些人以基督教的精神將科學抬舉成中國人的上帝，讓人頂禮膜拜，檢視自己的不洁，用災難贖罪，忍受苦難而不能怀疑……但中國人是不會接受任何一種上帝的。


基督教沒能在中國傳播開來，科學在中國得不到絕對尊重，不是中國人科學素質不行，而是中國人不會給自己立個上帝。上帝太超凡脫俗，與人類有諸多沖突和對立。不是中國人要背離科學，而是中國文化總想把上帝拉下來也食點人間煙火，世俗一點。所以中國人會將科學與土辦法結合，而且要群策群力監測地震；有病要用中西醫結合的辦法而且亂投醫。為此，中國“騙子”層出不窮，而且不屈不撓，前赴后繼，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一場地震震出一批“中醫式思維”的“騙子”，使單一的中醫“坏份子”的隊伍又擴大了。我想，中國要是再有點什麼磨難，可能中醫隊伍就要壯大成“黑五類”了。

Kevin

(九十四)

和朋友在湖邊沙灘上漫步，我用樹枝從沙中撥出一塊陶片，一塊骨頭，告訴她這是六千年前的東西。她不信，我說這可以用地磁、放射性碳素等方法測定。我的朋友是相信這些測定方法的。可人們是否了解這些科學的檢測手段與中醫看病的方法有著惊人的相似？


無論是用地磁、放射性碳素還是地層沉積磁性，以及熱釋光、樹木年輪等方法斷代，都象中醫看病一樣要先确定樣本，而這首批樣本的年代是已知的。取多個已知樣本測試的平均值為一個數据，再以多個樣本數据匯制成實驗曲線或年代序列，這便形成斷代所用的尺度。


如果批判中醫的觀點成立的話，那麼這些斷代的學科也應該取諦，因為這些學科不僅與中醫診病方法相近，而且存在與中醫同樣的問題——樣本數据不夠精确。


當樣本數据不夠精确時能否實現精确測量呢？反對中醫的人認為不能，因為不合邏輯。


可世上几乎不存在純正樣本，諸多偶然因素使每個樣本都可能經不住全面推敲和檢驗，會出現越求真越失真這一現代科學各領域中普遍出現的現象。因此，所謂實証的要求在科學領域內也极少實現。樣本精确的要求貌似合理，卻不現實。現實是“模糊”的，但是多種方法和多個尺度的相互參照、校正又可以讓精确從模糊中顯現出來，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學走出困境。為此，多種斷代方式的存在正是為參照、校正之用，我們需要多種方法來實現從模糊到精确。只留一種所謂最好最科學方法而取諦其它方法的作法無疑是自殺。


中醫根据大量人體樣本在四季中的症狀變化，形成“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這樣的診斷尺度。在這些樣本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誤差，甚至可以逐個批判並推翻。但不斷地用新樣本和新數据檢驗校正，用包括西醫方法在內的各種方法參照對比，可以抵消單個樣本的不确定性，使中醫從模糊中理出精确來，保証診斷的准确性。


一位身在美國的反中醫人士批評我不是醫生卻談醫學“是低級社會的征象之一：分工不精細。”說中醫和病人之間之所以能夠溝通是因為“中醫屬于低級社會的認知水平”，“醫生和病人之間的知識比較接近”的緣故。而“在高級社會，醫生和病人各自擁有的醫學專業知識的差距之大，難以想象。”“醫學知識七年一更新”，“七年以前學習過的知識，不能再來參加今天的考試”，“病人永遠也不可能和醫生討論學朮問題”。他舉例說“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系有點像法官和小偷。小偷在法官面前，永遠是戰戰兢兢的，等著法官宣判自己的未來”。他還說，“我用這樣的比喻是想告訴艾寧，你在低級社會總結出來的中醫葯在很多案例有效是完全錯誤的”。


我承認我所舉的事例，都是可以批判，能夠推翻的，我沒准備在個別事理上負隅頑抗，隨時，我准備在批判面前放棄一個個据點。可是，即使將所有据點全部放棄一遍之后，我很可能還屹立在陣地上。中國人這種不敗現象，很令一些人惱怒，失敗了還不認輸豈不是無賴？可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修正數据的永無停歇的過程，並無失敗可言。在外來作用下自我調節難道不正是為了生存，與滅亡怎麼挨得上呢？


西醫有如原上草，七歲一枯榮。我主張在西醫內部按七年一個等級做高低之分，不然是有點不公平。學西醫不容易，便是努力弄明白了關于我身體的西醫知識，七年后我對我的身體又一無所知了。如果我能活到七十歲，雖然身體始終是一個，但醫學知識在我身上得作廢十次。如果外星人看到醫生對我的十次檢驗報告，會不會以為我是十個物種？


但是，能否因為西醫學起來很累，就將西醫的高低之分擴大到西醫之外來？中醫如果是樹木，難道也強行要求它七年一換樹干？据我所知，在美國，法律也很難學，當法官不比當醫生容易。但罪犯在法官面前並不“是戰戰兢兢的”，因為裁決被告人“有罪”與“無罪”的不是法官而是由不懂法的普通民眾所組成的陪審團。美國之所以不用完善的法律和高級的法官來定罪，卻要由一群不懂法律的普通民眾來裁決被告是否有罪，其用意正是阻止對社會做高低之分。這種用“低級認知”定罪的方式所要告訴人們的是：再高級的法律也要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來適用。


說到底，西醫的理論也不是能夠實証的。多種方法不僅為斷代所必須，為各學科參照、校正所必須，為從模糊走向精确所必須，也為防止科學走向官僚和形成等級制度所必須。只留一門學科的做法會使科學走向高級，高級得令中醫這樣的存在成為“有罪”。如果科學所要的只是通過實驗和觀察來証實它，凡是不能証實它的，統統要被否定，科學豈不成了名副其實的上帝？


寫文章于我不是制炸彈，一經造出，就象魚雷似的直奔目標而去。我的寫作的目的一不是戰斗；二不是宣傳真理；三不是讓讀者來讀我，而是想讓讀者讀自己。只有激活了讀者自己長久以來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讀者才會感受到閱讀的快樂。當讀者的思想被激活時，讀者很可能並不同意我的思想和觀點，甚至會給予全面批判。但我知道，真理是活性的東西，不存在于擺事實講道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者和讀者的靈犀相通之中。只有我所擺的事實和所講的道理與讀者心中的事理有机相聯，我的文字才會獲得一定的真理性。我用拋磚引玉的方法實現與讀者的對接，眾多的銜接所連成的譜序，可以抵消個別性的誤差。當中醫能夠不斷自我修正時，就不會因單個据點的失守而全線崩潰。


好在在中西醫臨床上，相當一部分醫生正中西結合，相互借鑒、參照、校正，不斷提高診斷水平和治療效果。我侄子說，他實習時見外科主任治療腸梗阻就用中葯。把中醫的潟下葯先給病人喝一半，另一半用來灌腸，上下齊攻，多半見效。實在攻不下時再開刀解決。

Kevin

(九十五)

女兒要畢業了，向我匯報說，課程都學完了，各科成績均不高，但五年間在圖書館借書讀二百余本，自購書一箱。女兒說，如果把課程學得成績很高，以她的力量就沒有時間讀課外書了，而好多學習好的孩子真就沒到圖書館借過書。女兒說：“你不希望這五年我只讀教材吧？”我不語，我希望這五年她每天都有實習的机會，但這是不可能的。

翻看女兒自購的書，不僅有中醫書，還有西醫書，臨床用書也不少。撿了本一個內科急診醫生寫的書翻看起來，覺得挺有意思，四百多頁的書，竟一口氣讀完了。合上書不由心生感慨：越是靠近臨床第一線，中西醫的相近之處就越多，互相借鑒之處也越多，望、聞、問、切對西醫來說也不可少。作者說“我們是西醫，但我們不是西方人。”他口袋里就常備兩套針灸針以應對一些緊急情況。

今天順路到醫院給朋友取報告單，看到醫生正拿著胃鏡片子告訴病人，治他胃病的方法是做手朮，將胃切去三分之二。但看病人十分瘦弱，又說他的體質承受不了這種手朮，建議保守治療。開了兩種西葯后，醫生告訴病人，買些蘿卜籽砸碎泡水喝，“效果相當好”醫生肯定地說。

看來，中西醫之爭主要是爭在理論上。中西醫之間的差別可能還沒有西醫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大。

年輕時讀中國革命史，對重點講黨內斗爭感到不解。我們往往覺得求大同難，存小异易，只有對敵斗爭才應該是最嚴酷的，而在同一個目標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是否結合的問題竟使黨內斗爭那麼激烈，由此看來，這理論與實踐結合與否還真是個大問題。

人類熱衷于創建理論並致力于推行，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不要嘲笑《黃帝內經》，如果我們的老祖宗不肯著書立說，那現在人們討論的問題就不是中國是否落后的問題，而是東方人應歸于猿類還是人類的問題了。理論一旦建立，就會有人視其為絕對正确，認為把這種理論貫徹到底就能實現理想社會。大同世界，共產主義，民主社會，都是這般促使人為之奮斗過。

但理論如同中葯，是有偏性的，任何理論都不能直插現實底部，也不可能貫徹到底。

我曾在一次課后向一位法學家表示感謝：“你講的理論很高深，我听了很有啟發，對我今后的工作很有指導意義，令我獲益匪淺。”當法學家露出滿意的笑容時，我又說：“但是，你的理論應到我們這層為止，如果你到鄉鎮當法庭庭長，定會被農民亂棒打死。”

隨著教育的發展，理論與實踐的差距不僅越來越大，而且關系也開始顛倒。如今的孩子是在課堂中長大，書本是他們的第一現實，理論在他們眼中越來越真實，而現實反倒愈發虛幻起來。問問許多學醫的孩子，是不是認為看書比看病重要？這樣成長起來的孩子認為現實就應該服從理論，因此，批判起現實來理直氣壯。

真正的醫學和法學只存在于專家的著作和講授中，而實踐中的醫學和法學都可稱為人學。

我一位政法大學畢業的同事先是批評我對理論不夠推崇，后是自我詫异：“教授在課堂上講的案例是何等清晰，可現實中怎麼一個都對不上號呢？”

一個朋友曾捧著法學書批評我執法不嚴。我說，如果我們執法嚴格，那麼，所有收留精神病婦女的光棍漢都得以強奸罪治罪，大部分罪犯的父母都得按包庇罪懲處，你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嚴格執法麼？

做為人學，實踐中的醫學和法學不可能是那麼純粹的，經驗、直感、主觀意識，甚至是捆綁思維不僅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送朋友家孩子禮物時，常常選送工具箱，無不受孩子們的歡迎。孩子們在選擇、使用工具的過程中會認識到，一把錘子用來敲釘子好使，用來舀水就不行了。有個學者說，我能學懂量子力學，卻學不懂陰陽，這不很荒謬麼？其實這不奇怪，用學量子力學的方法學陰陽如同用錘子舀水，問題出在“學”上。便是學得懂量子力學的人，能創建量子力學麼？

以為身在科技之中就必然具有科學素質，把事物拆開來就一定是分析，于是批評中醫不在科技中，不會拆事物。

坐在電腦公司看人修電腦。把主板上的插件逐一拔下來再插到另一台電腦上試，找出坏掉的集成塊換個新的便成了，比我當年修理收音机要容易得多。如今許多醫生看病也是這樣，談不上深入分析，科技進步反讓許多人越來越少動腦筋。

電子產品的發展路線是電子管——半導體——集成電路。電子管和半導體電路能夠拆開進行分析，而集成電路沒法拆了分析。按拆不了就無法分析的邏輯，如果非要找出集成電路出現的問題就只能是“猜”了。這科學發展自己堵塞了分析之路。自然的發展也是這樣，人體臟器哪個不是“集成塊”？如果否定了中醫的“猜”，那麼即使是集成塊也得“拆”。

拆，需要手段和工具，拆個原子得用半個城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把人體拆明白了，現在醫院的規模顯然不夠。我家附近的醫院正在蓋十一層的外科大樓，為的就是進一步增強拆人的能力。拆人是龐大醫院的主要功能。

一百年前的西醫院也是一個小診所。有人說中醫現在門庭冷落，卻沒有看到西醫診所也冷落，鄉鎮衛生院也沒人去看病。大家奔大醫院主要是奔設備去的，醫大畢業生想進大醫院也奔的是設備。照現在醫院發展的速度，再過几十年醫院就有可能成為醫療城，從事醫療工作的人數得超過服務行業，看一次病相當一次旅游，說不定到那時會有旅行社專門組團看病，打出“消化系統三日游”的看病路線。

但是，拆的能力不管發展到何等高級的程度，猜的能力也不能廢除，更不能被列為低級，因為拆得多了就能猜得八九不離十，而急診醫生最需要的能力就是猜。

病理上的病因可以無止境地追究下去，“順藤摸瓜”的查病方法最終會讓醫生湮沒在無盡的檢查數据中，最終的解脫方法可能還得是“猜”。

猜解能力實在是人類發展到“集成”階段的產物。“拆”總是要階段性地回歸到“猜”，而且每次回歸都會提升人的猜解能力。一百年后，說不定醫生坐在那里猜病有如一百年前的中醫。

honeymun

THANK YOU VERY MUCH

Kevin

(九十六)

母親活著時，常說要寫本書。她說，醫生當久了，對有些葯，有些病會有一些特殊的體會，她想把這些體會告訴同行。我听了有些不解，病症和葯性都在書上寫著，所謂醫生看病就是運用書本上的知識，這特殊體會難道還能體會到書外頭去？母親說，正是。比如用葯，葯性确如書上所寫，可在用法和用量上，醫生之間的差別很大，有的醫生就特別善于使用某些葯，能讓葯發揮出書上沒有寫出來的作用。   

一位婦女血崩，用過中葯也沒有止住。母親看完患者用過的葯方，拿筆在上面補寫一味葯——薏苡仁，再用這付葯，血就止住了。

這曾讓我以為薏苡仁是一味很不尋常的葯，直到近几年見滿街的雜粱店都有出售，才漸漸認可這是煮粥的米。可一把米能止住血崩？此后我還真留意過，卻沒見有誰把薏苡仁用做止血葯。

對中醫治病的這種個別性，反對的人說，中醫能治某個人的病，卻不能治某種病。比如說，母親治血崩的這個葯方，要想得到科學的承認，那得一氣用上四百例，其中三百例止住了血才能說明是有效的。可我看母親治血崩的葯方卻很少重復，便是用同一個主方，也是有增有減，真就是同病异治。如果她有一個能一下子治療三百人的葯方，那早讓我偷到手了。

原先以為西醫有單純的止血葯，有一次，我血崩，到醫院求救。我說：“大夫，出車禍的，你們用什麼止血？就把那葯給我用上！”大夫說，有。就給我用上了。可是沒管用。再問醫生怎麼辦？醫生說，切除子宮。我說，回頭再來切。出門買了瓶云南白葯，先把里面的“救命子”吃了，又一仰脖吃了半瓶葯末，然后去尋中醫。

一個熟人告訴我她剛做了子宮全切除手朮，原因就是血崩。我听了不由得暗皺眉頭。她炒股賠了好几十萬，痛不欲生，一個女人急火攻心，氣血妄行，出現血崩現象，從中醫角度講不足為奇。可她也沒用中葯調理一下，就這麼斷然全切了，不能不讓我感到挽惜。她尚年輕，今后的日子怎麼過？听她絮絮叨叨地說今年倒霉，什麼坏事都碰上了，我就知道她沒有意識到這些倒霉事之間的因果關系。

我毫不怀疑切除子宮能止百分之百人的血崩。我承認中醫治病的靶目標不象西醫那麼直指，有時效果不如西醫直接。但我們能否因西醫的方法絕對有效就施行“一刀切”？

中醫之所以考慮個體差异，同病异治，有如教育中的因人施教。我們能否因有學校教育就說家庭教育是原始的、落后的，應予取諦？如果僅有學校教育就夠了，那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媽媽實在是有點浪費。象老赫胥黎寫的《未來新世界》，孩子們統一由工廠制造，用統一的模式培養，將母親們從教育孩子的負擔下解放出來，是不是最科學？

可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媽媽是十分必要的。威廉王子所受的教育可以說是最好的，可用在我女兒身上不合適。同樣是受良好的教育，哈里王子與他哥哥又有很大不同。而戴安娜之死對她兩個兒子的教育來說，絕對是不可彌補的損失。我想，如果沒有當母親的做個別調適，許多人不是用所受的教育否定現實，就是用所處的現實否定教育。

在中西醫之間做好與坏、對與錯的對比，如同在母親之間做這類對比，不是不可以，但要看目的是什麼。如果是為了互相切磋，共同提高，那是好事；要是用于淘汰，令“不好”的母親下課，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很慶幸教育專家手中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不能對母親們象對老師和醫生那樣進行等級評定，按級發放工資。不然的話，非毀了我們的家庭教育不可。

我一個朋友趕兒媳出門，說兒媳對孩子影響不好，不如由爺爺、奶奶來帶。我勸朋友還是盡力幫助兒媳改進，而不要直接插手孫子的教育。母親對孩子的作用真就不是簡單地用教育標准能衡量的，頂尖級的教育家也不能替代一個文盲母親。

在婦聯工作時，有被遺棄的孩子一時不能安置，我就帶回家來同女兒放在一起養。大家都說我待棄兒如已出，可我知道是有差別的。區別在于，我對代養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是有意義的，或給吃，或教東西，或領著玩，都能說出名目來。而對女兒，我卻有很多小動作，這些動作從教育角度看，毫無意義，可以說是無聊之舉。可是，正是這些無聊之舉，才將孩子滋潤的花兒一樣。

許多意義不是從事物表面能分析出來的。女兒小時候偷听人家談戀愛，然后奇怪道：“原來談戀愛就是談天下最無聊的話啊！”

西醫舉動的意義總是事先明确，而中醫有時卻得事后判明。所以說，中醫治病有創造性成分在其中。我們常把事后明确意義的舉動稱為創舉。如今大家都承認我們的教育培養的是知識型人才而不是創造型人才。其實，培養知識型人才很必要，但如果我們培養的人才全是知識型的時，就會出現知識型人才排斥和扼殺創造型人才的現象，這才是教育的弊端。想一想，還有什麼樣的創造在我們今天是不被攻擊和批判的？
要講與病人打交道，西醫今天遇到的許多問題，曆史悠久的中醫可能都遇到過。研究中醫為什麼不象西醫那樣治病，可能比單純的批判對改善今天的醫學更有幫助。

我們知道，現在的醫患關系比較緊張，醫生救了人得不到感謝，救不成人會自身難保。因為救人是“白衣天使”的本分，救不成人就不是“天使”而是騙子。騙子和天使的唯一差別就是能否兌現承諾。反對中醫的人總說中醫騙人，我不否認有些中醫對治病大包大攬，搞承諾。可這種做法是從何而來的？我們知道醫院和學校不是騙子，醫院和學校門口橫幅上書寫的承諾，是出于誠意而不是欺騙。但其達到的使人放棄自我，無所承擔，只等承諾兌現的效果與騙子又有何异？如今人們是如此地習慣和需要承諾，以至于得不到承諾就會感到失落，一旦承諾沒能兌現就惱羞成怒。于是，當孩子沒成才，病人沒治好時，人們大罵學校和醫院的的話語，怎麼听也是在罵騙子。

那些對人生做出全面承諾的邪教本不難識破，可當尋求承諾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時，那麼，連許多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也蜂擁追隨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