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中醫幾度秋涼

Kevin

(五十一)

作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樣？如果不希望，那麼女人應該是什麼樣，現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


我生女兒前，可能說通過勞動、上學、讀書、進入社會、與男人共事等，在語言、思維、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會標準，與男人一樣。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社會是男人建立的，所謂社會要求人的標準實質上是要求男人的標準。我那時以為這個標準是不分性別的所有人的共有標準。


社會是由男人創建的，在科學、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沒有什麼特殊貢獻。男人在理性領域內是否定女人的。一個哲人說：如果一個女人說2+3=8，那麼她犯的還是數學錯誤，可女人常常會說等於蜡燭。我父親就認為女人不可理喻。


如果一個女人還有自尊，她將如何面對這一社會現實？於是，許多女人通過達到種種社會要求來證實女人與男人一樣。


當我覺得在社會上我和男人一樣了時，有一次我給一個婦女組織寫材料，這個組織的女領導對我說，我寫的東西和男人一樣，沒有“婦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麼是婦女味？是婆婆媽媽？兒女情長？不是，那是什麼，總不能是2+3等於蜡燭吧？

我年輕時的世界觀，是一個我稱之為等邊三角形的穩定結構。唯物，客觀，理性，科學，與男人的並無二致。對此，我感到滿意。


照理說我不可能有什麼質的變化了吧？或者說，想不出我會怎麼變化吧？如果這個變化不是發生在我身上，我也不會相信。如果沒有這個變化，那麼，今天我也還是象個男人。

說來非常簡單，我的變化來自生產。


生女兒，我折騰了一天兩夜，在處於體能耗盡，界於彌留狀態時，聽到一聲嬰兒的哭聲，睜開眼，我看見了女兒。就這一眼，伴著昡暈，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邊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還是原來的三角形，可里面原來按順序擺放的概念全顛倒了，在新的順序里，我驚奇地發現2+3等於蜡燭！。


一霎那，我明白了什麼是生，什麼是死，困繞了我很長時間的死亡恐懼煙消雲散，我知道從此之后我能夠坦然面對死亡，而且樂於接受死亡。


如果沒有這個生產過程，那麼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會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會剛愎自用，自以為是，是一個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沒有邏輯的石塊墊腳就過不去溝，沒有道理的樹枝搭橋就過不去河，我就不會獲得第二世——化蝶。


女人可以一生兩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國外的研究表明，剖腹產阻礙了催產素的產生，減低了生產的幸福感，會影響母子之情。我內心認可這一研究。父親和母親都愛孩子，但愛法不一樣。父親愛孩子，但三角形不會翻倒，他不會因孩子而改變世界觀。


我們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這一說法。其實，很多后娘並沒做什麼坏事，她只是對孩子比較客觀而已，而本來就客觀的親爹理所當然地認同后娘的客觀，認為后娘說的有“理”。當一個家通行“理”的時候情況就不妙了。一個被客觀看待的孩子會象失去了陽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樣枯萎，而這一事實又反過來印證了后娘的客觀。


現在的人們覺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愛，一般性的愛和喜歡對孩子來說就足夠了，所以給孩子找個喜歡她的后娘也不是虧待他。如今有些母親對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歡的層面，她們談自己的孩子，口氣象老師，象保姆，就是不象母親。她們總是用社會標準衡量孩子，不知道母親的特殊作用是什麼。


被家人和社會客觀看待恐怕是大學生跳樓的一個原因。有誰希望妻子客觀看待自己？是否覺得現在女人看待男人越來越客觀了？

生產的痛苦剝去覆蓋在女人身上的層層社會外殼，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關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礎上。


沒有乾坤倒置就沒有到位的母愛，孩子心靈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陽光。討飯的娘能給予孩子的往往是當官的爹給予不了的，就是這個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為其母愛沒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嶇山路。


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這一思維飛躍是 “悟”出來的。“覺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樣超脫社會。“覺悟”過程經常會伴隨生活的艱辛和肉體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蘊含了一種推動力量，痛苦的價值沒有被人充分認識。痛苦與幸福之間的關系我們還沒有搞清。


我前面說過，一對不孕夫婦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氣憤，而我母親說，這就好了，要生兒子了。我當時根本不理解母親這話的意思，后來我逐漸明白了其中的含義。

我們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這個作用究竟是怎麼起的我們並不清楚。


有一對夫妻是我朋友，他倆的婚姻亮起了紅燈，除了我，他們沒有什麼朋友，親人也離得遠，我不主張他兩友好分手，而是把他倆關在一個小黒屋子里讓他們進行溝通交流。這個交流過程十分艱難，不吃不喝就不說了，血與淚也不說了，暴力與自殺也不說了，最后兩個人精疲力竭，消耗殆盡，這時，他們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質的愛情，和好了。如果他們是一對不孕夫婦，這時就有可能受孕。在動物界，發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狀態是不是也說明這種狀態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戀行為中，人們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尋找人的原始本質？


女人一生有三個“養人”的時期，青春期，生產期，更年期。剖腹產是不養人的。


更年期困繞著許多中老年婦女，所有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問我吃什麼葯好。我說什麼葯都不用吃，懷里抱上孫子馬上就好。可現在的年輕人三十多歲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媽鬧人生季節錯亂病。


自然中有比人的頭腦更大的智慧。

Kevin

（五十二）
昨天，與一個朋友喝酒，慶祝她“出倉”五周年。“出倉”是出無菌倉，她做了干細胞移植，按當下的醫學理論，干細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們慶祝.。
回顧與她一起出倉的九個人，如今只剩兩了，另一個的懦夥從σ訝萌似し羧冢婺咳牽Ｔ詰┫ΑＮ頤歉鋅笥研以恕?lt;/b>
此處原載為即為亂碼，並不影響文意。
我陪朋友復查時見過她的主治醫，我很佩服他，當我和朋友感謝他的救命之恩時，他說，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個因素： “一個好的醫生遇到了一個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運氣。”
我聽了不由點頭稱是，此人是咱們國內的權威人士了，卻把醫的作用定的這麼低，看來大醫的體會就是到位啊。
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個專治絕症的權威醫生。他說他給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麼死的，可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活的。” 所以在這個醫生手下活了的病人，這個醫生從不敢認為是自己醫治的結果，總要尋找病人沒死的原因是什麼？從這一點上看，西醫不也是在從自然中尋找治病的途徑嗎？
正因為西醫能講清楚人是怎麼死的，這一長處造成了人們過度恐慌。由於近來要求知情權，病人上手術台前要簽個文件，上面寫滿這個手術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個小手術，這個告知單也好幾頁，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毀。
人們隨著西醫把眼光全落在他們說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診斷書，就如接到死刑判決書，50%的人先嚇死了。我總是勸人：其實西醫不知人是怎麼活的，何苦向西醫自首？
西醫能說明死因的長處在法醫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所以在西方就有發明新毒葯將人殺死而因科學無法解釋其機理逃脫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醫用陰陽五行殺人法醫也無法說明死因。
中醫往往知道病人是怎麼活的，卻不知病人是怎麼死的。於是，西醫從活的人身上找醫學突破口，中醫從死的人身上做校正。
中醫對“醫”的作用從不給予過高強調。這相對一般西醫顯得不夠理直氣壯。中醫看病，有點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態度。二十歲的病人要好治，八十歲的病人任誰也難以妙手回春，因為他本身已是秋了，無春可回。中醫在醫的過程中很強調病人的作用，淡化醫的作用。因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氣在起作用，醫生不過是扶正，是幫助。
人們之所以不太重視中醫也有中醫自身的因素，因為它不讓人形成對醫的依賴。人們現在對西醫形成依賴的危險性在於人們要求西醫為人類的超負荷享受保駕護航。而西醫不僅不拒絕人類的這一要求，還承諾為人類提供保障。於是，人類在科學的支持下偏離自然界軌道越來越遠，我擔心的是科學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說科學發展的速度能否趕得上人類欲望膨漲的速度？有了“偉哥”的支持，縱欲就不是什麼不良生活方式了。“偉哥”可以讓人暴亡，西醫會不會讓人類暴亡？
我豈不知道發展是硬道理？其實我承認科學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誰都能服用的，帶著沒被清理的身體，懷著沒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會暴亡。科學是上天賜給人類的好東西，但它要自己的“時”，不在“時”就是毒葯！
有的病人在聽過女兒診脈后興奮地說：“你說得太對了，那你給我開方吃葯吧！”女兒拒絕開方：“如果你不能改變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氣，那麼吃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葯時喝大酒，這葯起什麼樣作用？你服葯過程中發怒，氣血妄行，這葯會走哪一經？這和殺你有什麼區別？”
在中醫診斷中，“我”的成分很重，不僅強調醫生的“我”，也強調病人的“我”。這是西醫難以接受的。西醫的CT片中幾乎不含“我”的成分。於是，西醫的儀器和醫生之間的區別是不明顯的，醫生的個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見過一個醫療官司，最后做鑒定時追究責任到一台診斷儀器的質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療中，醫生與病人是一對一，可即便是這樣，醫生也無“我”，也很難誘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療效果並不理想。
而中醫的個性色彩如此之濃。以至於一個老中醫離去，他的醫學也隨之消失。
中國文化中的“我”無處不在。以至於中國人常常會覺得純客觀的闡述沒有多大意義。比如一個語文老師講作文《我的母親》，老師會認為純客觀的描述，把自己的母親寫得象別人的母親似的絕對是敗筆。這樣題目不過是告訴你要明寫母親而已，但你如果沒有通過寫你的母親從而把你這個人暗寫出來，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寫出來，那麼這篇作文就沒有意義。

Kevin

（五十三）
    我姥姥三十幾歲就死了，死於體力漸衰，沒什麼痛苦，就是無力，最后連呼吸的力量也沒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還對兩個姑婆說：“你們去睡一會吧，我頭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親學醫，母親跟我說，姥姥死時她才十幾歲，不懂醫，如果給我姥姥服用補養葯，我姥姥就不會死。
   在我母親死后，我意識到姥姥極可能也是死於心臟病。我母親的心臟一生都呈弱勢，她十七歲時不敢過馬路，因為隨時都能昏倒。這種與生俱來的弱怎麼是后天的葯能補的呢？
   因為我家三代單傳，體弱的母親在我奶的強烈要求下接連生了四個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歲，挨天的生日。這個跨“三年自然災害”和 “文革”的生育期，使母親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沒起來。
現在想來，母親得的應該是類風濕病。全身疼痛，動彈不得，又趕上文革，父親逃跑，生死不明。母親躺在床上，給自己針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親還用注射器給自己打些維生素類葯。三年后母親起來了，全身骨頭卻都變形了。十年后，母親死於心力衰竭。
生我之后母親沒有奶，緊接著又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先天不足后天虧損的我在這一生中多次體驗瀕臨死亡的感覺。每當有傳染病流行時，母親就看著我發愁。母親分別讓我的三個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獲得終生免疫力。卻不敢讓我患上這些病。她說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親給我吃一匙紫河車，我就躲過傳染病了。可母親又一直為我沒有獲得免疫力而憂慮。
當中年的我心臟也越來越無力時，我知道我與我姥姥和我母親的心臟是同質的。后來，我也出現了我姥姥的症狀，越來越無力，不能起身活動，心臟不堪重負，疲勞至極，服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葯不好，不是治法不對，而是我的心臟連容納葯的力量也極為微弱了。寫《思考中醫》的作者劉力宏把這種情況比喻為極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澆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納，反而流掉了。心臟的衰弱引發其它臟器功能衰退，骨刺叢生，行走不僅無力，更是困難。很明顯，我姥姥和我母親的路已擺在我面前了。
    養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條逃生之路，當年給我姥姥看病的醫生能不給開補葯嗎？我母親一生給自己吃葯，把她極弱的身體維持到了盡可能的長，可最終，無力的心臟還是使她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當我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還累得不得了時，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脫我姥姥和我母親的命運了。不懂醫學的我姥姥和懂醫學的我母親都走了同一條路，還有第三條路供我選擇嗎？
    我選擇了第三條路。我在郊外買了一塊土地，坐在這塊地上，有時是伏在這塊地上，從春到夏，到秋，到冬，我蓋了一所房子，房子蓋好了，我的心臟不再無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狀得到扼止。
    小時候不理解老年人為什麼喜歡晒太陽，現在知道，太陽，大地，春風一定含有賦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歸自然應是超越休養和治療的更大的醫學。可惜我姥姥和我母親畢竟隨人類整體偏離自然太久了，體會和意識不到這一點。為此，我懷疑我姥姥和我母親的心臟病歸根到底還是一種生活方式病，長期與自然隔離，人為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臟反抗呢？心臟以消極怠工來反抗，可我們寧可用葯物，用心臟起博器，用支架等來維持心臟，也不肯順應自然。有時，僅僅用陽光就可以治愈憂郁症，而僅僅因為缺少陽光就可以令人患上憂郁症。患憂郁症的人比心臟病人更能說明脫離自然對人的危害。那些貧窮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學家從心理上給予許多解釋，在我看來，貧窮使他們更接近自然，這應是他們快樂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這一動力來源，便是中醫、中葯也難以賦予人以生命動力。所以，不迷信西醫，對中醫也不能迷信，中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許多病可以自愈，許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對女兒說，將來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給我實施安樂死，因為這病會給別人帶來很大的麻煩。女兒笑說給我穿一身獸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閑逛，能給別人造成什麼麻煩？我派一條牧羊犬看著你好了”。我覺得女兒這辦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內會造成許多破坏，在山中會破坏什麼？如果恢復一種野生的生活，說不定痴呆會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國的療養院，坐在輪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靜坐著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們眼前要是有些貓、狗在跑動，有小孩子在玩耍，這些病人的心智情況會不會好些？天倫之樂，自然環境對人的重要性大過人們現在的估計。便不是從天人合一，陰陽五行來談中醫，只從人是生於自然，需要與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個與中醫相差無幾的學說了，非要人為地壓制這一學說就顯得太不近情理，讓人十分懷疑動機了。
    如果健康需要我們不能完全丟棄原始生活的話，我們是否能時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們承認現在許多病是富貴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們明知如此卻無力改變。
    奶奶從前有句話，當我們對缺少照料，不是以現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時，我奶就說這樣的人是天養活，早先聽我奶這話感到挺迷信，我們總是稱大自然環境是惡劣的生存環境，人要是完全暴露於自然無疑是摧殘生命，可被我奶稱為天養活的人，恰恰過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現在想來，這天養活本沒有什麼神祕色彩，難道我們的生命真是用現代生活方式滋養的嗎？我們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當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養人的還是天地自然，用回歸的方式多親近自然不失為尋找健康的最佳途徑。
    我母親說，她師兄早年得了肺結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結核就意味著死亡。他在山腳下搭了一個棚子說給他母親守孝，過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結核病就自愈了。我覺得母親的師兄比我母親更了解自然的含義。

Kevin

（五十四）

一份對北京大學生的調查表明：北京有十萬大學生患有憂郁症。占學生總數近四分之一。


而據北京高校大學生心理素質研究課題組的報告顯示，有超過60%的大學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問題，並且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上昇。


近日，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公布的一組數據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目前陝西省的72萬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數都是學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學生占24%。


看了這些數據我有些不解：我們的孩子怎麼了？


據家國衛生部公布的數據：我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占全部死亡人數的3.6％。這個數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國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殺名列第5位。


自殺者中八成以上患有憂郁症。 患憂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殺意念，10%~15%的人自殺成功，


2000年以來，我國每年10萬人中有22.2人自殺，每二分鐘就有1人自殺、8人自殺未遂，而有自殺意念的則是已實施自殺的六七倍。除自殺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殺未遂者出現不同程度的功能殘疾。


而在15歲至34歲的人群中，自殺更是成為首位死因。


一個我幫填報考志願的孩子上了一所重點大學后告訴我，開學第一天是校心理醫生給上大課。醫生把手一揮，指著學生說：“到畢業時，你們中間將有二十人自殺而亡，我的任務是使這個數字降到十……”我聽了感到不解，自殺是流行病還是傳染病？


連北大、清華對學生跳樓都漠然了，一句“憂郁症”成了這些學生該死的充分理由。這種思維如果得到認可，我們就可以漠然對待四分之一學生的死亡？這是多麼可怕。（產生這一思維的根源正是西醫的界定方式。而陰陽五行的思維方式會糾正這一偏差。）


於是，我又看美國的情況。


在美國，有500萬人服用抗憂郁葯，每年自殺人數30萬。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為五分之一，專家推測，約六百萬美國兒童患嚴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這樣看來，美國的情況比我們更加嚴重，他們才兩億人，


世界衛生組織現將憂郁症列為危及人類健康的第五大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憂郁症和癲癇，將成為導致死亡和殘疾的第二大原因。
專家們估計，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人數將大增。


憂郁症導致家庭和社會人際關系緊張、生產力下降。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到6名自己身邊的親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們的家屬，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個多麼難以克服的人性弱點？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為這是人性弱點。為了不死，多少人寧可從狗洞里爬出？但想死豈不更違反人性？如果說窮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從統計資料上看，自殺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這麼說，社會越發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難道說是富裕和文化殺人？　
是什麼讓人患上憂郁症？美國匹玆堡大學精神病學家BorisBirmaher博士發現，有很強家族嚴重抑郁症史的兒童對一種刺激生長激素產生的物質出現不正常反應。盡管實驗沒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兒童無法正常生長發育，但為了解抑郁症的發病原因和深層作用機理提供了資料。這也進一步驗證了抑郁症是一種遺傳性的生物學上的疾病。


專家們說抑郁症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疾病，不是思想問題。說現實生活中有種誤解，以為自殺者是“一時想不開”，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專家說自殺是一種病，必須通過專業的心理疏導並配合葯物治療和電擊治療才能醫治好。有八成患者通過治療，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


這麼說來，親人、朋友得了憂郁症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員還幫不上忙了。因為專家說作“思想工作”沒用。
從前好象沒聽說有誰得憂郁症，難道憂郁症象同性戀一樣是被“發現”的？據資料統計，同性戀的人數比是百分之四，而憂郁症的人數可近百分之二十。這麼一想就覺得有點可怕，假如我們單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員。我們朝夕相處，彼此熟悉，關系很好，現在讓我想其中有四個同性戀，二十個憂郁症，我怎麼覺得有點可怕哪？專家說，對憂郁症的最有效治療方式是電擊，把人擊昏了，擊得在昏迷中抽搐，還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嘔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們工作的緊要關頭，他對我說：“我犯病了，要去做電擊”。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剛擊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車回來？如果我說：“你先挺一挺，等把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轉身就跳樓了怎麼辦？
象對同性戀一樣，專家呼吁，傳統觀念認為自殺是不光彩的事，這一觀念要改變，自殺是一種社會現象，並不是社會的陰暗面，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自殺者應當被公眾理解。


按比例，五個人里就有一個憂郁症，和我關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應有幾個憂郁症者，我應聽從專家建議，以平常心看待他們，他們憂郁他們的，我樂我的，因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這又被說成是沒用的。而這正確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沒看到一樣————視而不見。他要跳樓呢？我說“請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殺，和招來許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這些人會不會象美國同性戀者一樣上街游行，高呼：“我們要自殺！給我們自殺的自由？”

Kevin

(五十五)
    好在我們單位沒有按比例出現四個同性戀，二十個憂郁症。這使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單位為什麼沒有按比例出現應有成分呢？”。  
    其實，經過我觀察，我單位人員中不是沒有相應氣質的人，也就是說我們有相應的可能成分，但卻沒有把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我認為是集體性的社會生活框正了他們。如今很多人都認為集體對個性是抑制的從而加以反對，而我認為社會與個人聯系的過於松散也是個體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國有位臨床醫生我認為他触摸到了憂郁的本質，他認為憂郁症可能是思維方式的問題。
    我那個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沒有按照醫囑療養，做過手術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當做奇跡，記者也來採訪。后來有一位上級領導認真研究了她的情況后得出一個結論並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個好的集體中，如果換一個環境就不會有你的今天。”有些記者總是不解，再三追問：“你們領導怎麼會這麼殘酷，讓一個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上班，難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無菌環境嗎？”這樣問題讓我們一時真是難以回答，讓我這位同事上班的確是件十分冒險的事情，而事實上我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兩頭感染，搞得動不動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這麼死了，真要是有人就這件事追究責任的話，這話還真不好說。因為我們的做法既沒有遵醫囑，還頗違反科學，又不好解釋動機。可如果讓她躺在床上靜養象和她一起做手術的那些人一樣的話，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們一樣早不在人世了。
    到單位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話講她可以一整天沒有機會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麼樣的養病環境能達到這樣一個效果。她最有得憂郁症的條件，事實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樓者。她前兩天還說到一個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復發時他從九樓跳下，家人還沒發覺，回頭卻不見他在床上，只有窗戶是開著的……
    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著就能品嘗到活著的樂趣，這樣一來，人就不會憂郁，又怎麼會要尋死呢？而做到這一點僅僅通過她個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個集體的共同努力。
    小時候不理解我奶的很多思想。我奶無比地強調家族，強調家人的親情，強調利他和無私，強調責任和奉獻，總之，都是老一代人的舊思想。當有人強調為自己而活時，我奶會蔑視地一笑說：“如果要是為自己而活，可能會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時我只聽懂了前半句，因為我奶為了她的子孫，讓自己吃苦挨累，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為了自己為什麼就可以不活了呢？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對白血病同事說：“你可別想死，你說你要是死了會造成幾大人生悲劇？你兒子是早年喪母，你丈夫是中年喪妻，你父母是晚年喪子。而我們是賭輸了錢。你這手術可是我們大伙捐款給你做的，你要死了，我們的錢豈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異反應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如果是為了自己，人的一生會撒手多次，一條命可能不夠自殺的。
現在的人過於強調自我，心里沒有別人，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了，卻輕易地就撒手生命了。這說明以自我為中心時，“我”不是擴大了卻是縮小了。“我”是一個集團軍，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兒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處的社會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會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丟失了太多的“我”，雖然你沒有自覺，可你的“我”卻不受欺騙，他會不快樂，郁悶，乃至憂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維方式就是自殺性的。
   無論是人的腦還是人的心發展都是不平衡的，過於強調人的社會性和過於強調人的個性對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腦和心就是在人的個性與人的社會性之間尋求平衡。
    有專家分析美國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於大人換工作和住所比較頻繁，許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遷中度過的，致使他們從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國家庭的離婚率比較高，孩子有個心理適應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我看來就是建立不起來穩定的社會關系。
    儒家文化作為一門社會學，對這類問題的確有比較好的處理方式。真正的社會學不是建立一套在獨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謂正確的理論，而是諧調種種關系。
    總有人找我傾訴些什麼，求我幫拿個主意。女兒觀察久了說：“你幫人出的主意並不是正確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實質上是告訴了人家內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幫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幫人明確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說，對，算你看明白了。因為我認為是正確的和好的主意對當事人本身並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違逆當事人內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學生為什麼憂郁？他們難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師的要求考上大學了嗎？他們不是成功了嗎？可他們為什麼還要憂郁，還要跳樓？
    當一個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時候，我們頭腦能夠理解，可這不代表我們的心能夠接受。歸根到底，我們不光是用頭腦活著，更是用心活著。再明白的道理，頭腦壓制著心去接受，一天兩天可以，天長日久，這心就要疲憊，要病。
    對自殺的研究，僅僅有醫學家是不夠的，需要社會學家、哲學家、 心理學家等專家的多角度投入，僅僅有西方也是不夠的，對於他們思維方式的產物，他們恐怕是個人刀削不了個人把。

Kevin

（五十六）
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只覆蓋20％人口的衛生服務。
在這種現狀下要取締中醫，如同讓中國人一天不是吃三頓粗糧而只吃一頓細糧。
中國人現在有近一半的病人應就診而未就診。有官員說：“中國的經濟能力不可能滿足所有醫療衛生需求。”說到底，還是一個字“窮”。
如果我奶奶還活著她會說：窮有窮的過法，窮就不過日子啦？窮就讓一半中國人不治病？從什麼時候開始只會過富日子，不會過窮日子了？
僅僅討論是中醫好還是西醫好我認為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就算西醫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國占有全部醫療經費，卻只給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務，這不是貴族醫學？
醫院總是蓋更大的樓，進更好的設備，給更貴族化的人服務。
科學在不停的發展，為了追上科學發展的腳步，醫院只能一再投資高科技，在貴族化的路上越走越遠。
看病和治病在西醫這里是分開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錢的話，“看”這個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錢，把各種檢驗做一遍，雖然你不是醫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檢查完了，你沒看到你的病，那麼，對不起，醫生也沒法看到。
記得剛有核磁共振時，醫生讓我做個檢查，價格是我兩個月的工資。我問，這機器能治病嗎？說是不能，只能讓醫生看到我的“病”而已。醫生要看我的“病”讓我花錢，難道醫生要是看不清我，我還要給他買副近視鏡？
上醫院看病，我的感覺就是我一會掏錢給醫生戴上X鏡，一會戴上超聲鏡，還有什麼CT，什麼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幣給醫生戴眼鏡，醫生就無法工作。我覺得我的病很具有觀賞價值，我還是留著不給醫生看好。
我問醫生，如果瞧見“病”了怎麼治呢？醫生說目前沒法治。我問，那做這個檢查有何意義？醫生說可以弄個明白。這讓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對醫生和醫學有意義，對死人沒有意義。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費。
“五四”時期的一些中國人，曾為終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現在，花了很多錢，卻只是看到“病”，讓許多國人不甘。他們希望把錢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醫院中的檢驗費是很讓人望而生畏的。      
西醫的貴族性表現在離開大醫院，離開設備，醫生就很難說是個醫生。醫院中許多有高級職稱的醫生是只會操縱一種儀器的技術人員。讓他們到沒有儀器的鄉鎮醫院，到社區門診，他們就不是醫生了。光說醫生們拼命往大醫院擠，沒有可調動的儀器，光杆醫生還叫醫生？光說百姓趨高，現在醫生這個名字不再是個體意義的，而是整體的，是一個大醫院中的人和儀器的總稱。
可這個占有全部醫療經費的大“醫生”只能給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還必須是有錢人，因為這個大“醫生”的新陳代謝功能特別強，消耗量很大。於是，惡性循環，大醫院之外無醫生，百姓進不去大醫院就只有等死。我一個同事最近做了胃賁門癌手術回來。他花了近三十萬元。他說，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萬元錢幾天就沒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療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療。他求我寫篇稿子“表揚”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訴我說，看到許多病人被配偶拋棄了他很感慨，覺得很感謝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難，他說“難於上青天”。他這還是能得到醫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說過，母親有個綽號叫“於大頭”。“大頭”，在我們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這源於母親給人治病常往里搭錢搭葯。可我現在想，母親為什麼搭錢搭葯？她這一做法是從她師傅那里承傳下來的。我是母親的葯劑師，她賠不賠錢我知道。中醫，在社會上可以充當殺富濟貧的調劑角色。為什麼中醫對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門外？因為富人有點小病就看，平時注意養生，為什麼中醫有許多補養和調養方劑？那就是中醫的貴族醫療。總有一些相對富裕的人要無病防病，小病大養，養生保健，母親把治貴族病掙來的這部分錢用在窮人的救命上，這樣就不會出現見死不救，拒醫停葯這種違反醫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種公告，公告說，請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請你往如下號碼打電話，救濟站會來人提供救濟。我想，這救濟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來者不拒，但作為星級賓館怎麼養得起乞丐？要飯到賓館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級賓館讓窮人住大街上？
所以，母親為窮人提供救濟性治療，為富人提供貴族式治療。我沒有看到母親因為病人無錢看病而拒絕給予治療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親總是按需舍醫舍葯。要知道，母親可是以私人之力在這麼做，這絕不是母親高尚，我說了，我母親是個極單純的人，她沒那麼高的思想境界，是中醫的本質決定了她的本質，因為他的師傅就是這麼做的。給富人以充分治療，給窮人以必要治療，中醫在曆史上是一直這麼做的。
所以，中醫在曆史上沒有遭過唾罵，中醫被罵是在西醫東進之后的事。
女兒說她將來就到鄉鎮衛生院行醫，覆蓋幾萬人口，以中醫的指導思想，中西醫結合的技術，開展醫療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預防為主，在確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再盡可能滿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
就象美式民主我們有點用不起一樣，大“醫生”我們也不能養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錢養大醫生，用三分之一的錢養一些象中醫這樣靈活機動，平民性強的醫生。中醫就是在過窮日子曆史中發展起來的醫學，我們還沒得到面包哪，先把窩頭扔了，來個吃不到面包勿寧死，這是什麼邏輯？
女兒說，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醫治，可大醫院壟斷了人才、設備、技術、價格，卻效率低下，普通病到醫院去看，往往與其說是去治病，不如說是去受宰割。這就是人們怨聲載道的一個原因。
雖然醫療本身具有趨高性，都想找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葯，事實上，人們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議，人們需要信得過的醫生朋友。女兒努力學習西醫，廣交西醫朋友，為的就是了解醫學前沿的情況，以便給病人提出最佳建議。
在這種情況下，培養中西醫的通用人才，是件意義重大的事。

Kevin

（五十七）
    雖然我是中國人，可我對中國人的研究興趣還是很濃厚。別人眼里國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
    好多人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並為此很發愁。可我覺得這對全世界來說是件好事，中國人真要是信個真主或天主，弄得萬眾一心，為個什麼真理動不動搞個“聖戰”的話，那就不是納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簡單了。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人睡夢中翻個身。
    這個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國高科技，可是人少，這個世界他有點占不過來。中國人多，但一盤散沙，也毀不了世界。多虧中國人沒有信仰，現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國人之所以沒有信仰是因為現存的這些信仰不適合中國人來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麼？
    真主，天主對中國人來說是碗，是河床，用來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國人承認個體的中國人聰明，卻認為群體的中國人毀於內耗。正如他們研究具體善長，研究整合無力一樣，他們無法看到，多虧有這種內耗，使中國人不執著於碗和池。喝過水后放下了碗，洗過澡后離開了池。碗和池這類東西不中我們的意，我們意在更大的東西。
    研究中國人的個體並不能達到把握中國整體的目的。所以，我對那些評論中國的言論不怎麼在意，能評論中國的人還沒有生出來哪。
    個體的中國人是一滴水，連二十一歲的雷鋒都自覺到了這一點，他為什麼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眾之中？雷鋒精神的實質是什麼？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會有風浪嗎？一池水中會有潛流旋窩嗎？一江水會有台風海嘯嗎？
    也許有人會說，台風海嘯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們心里也知道，離開了水，眾多的水，談何台風海嘯？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國不是一碗水，對一碗水所作的研究無助推論中國的事。中國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載不了舟，也覆不了舟。眾多雷鋒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國人追求成群，成勢，達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的狀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求大，求積，求容，“不擇細流，以成江河，不擇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這不是小算術，而是大數學。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來追求永恆。中國文化是用另一種方式來鑄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築材料是人，建築結構是人的社會關系。
    中國人對水性的研究不僅通過魚，舟來感知和體現，還用龍來超越性地表達。
    所以，中國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們要信就信仰龍。
    龍的屬性使中國人願意相信卻難迷信。試問，有哪個中國人不相信科學？沒有，可又有幾個人迷信科學呢？這就造成中國人既上西醫院檢查，又找中醫診脈的局面。這種看似有病亂投醫的盲目現象有其內在的合理性。百姓的這一兼收並蓄，實際上是把對2HO的研究和對風浪研究一網打盡。所以，又信西醫又信中醫在老百姓身上是一點不矛盾，和愚昧一點不挨邊，所以，以為生活富裕了，解決了看病貴的問題，中醫就沒有市場了，以為通過對老百姓進行科學教育，在他們覺悟提高后而揚棄中醫的想法最終會落空。
    好多科學和合理的想法總是在一路落空。
    對2HO的研究無論怎樣深入，也不能替代對洪水，海嘯的研究。在社會學上，對個體的研究不能替代對群體的研究。在醫學上，對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對整體的研究，對靜態的研究不能代替對動態的研究。
    中國人對個體與整體關系的深刻體會有助於他們理解中西醫關系。人，為什麼要結成整體，組成社會？中國人為什麼獨處一室也要心懷天下？中國人扎堆所求的正是個體所不具有的“勢”。這個“勢”是個體存在時所不具有的東西，研究個體永遠不能抵達到“勢”。中醫對人的整體研究把握的是“氣”，這個“氣”也是不可能通過局部研究獲得的。
“氣”和“勢”等是中國數理境界中的東西和常用術語。    
愛因斯坦最終追求大統一場，而中國文化是時時追求大統一場。天，道等就代表這大統一場。對具體事物的研究必須與大統一場時時校對，驗證。中醫理論就是在這種無時不在的校對、驗證、修正中建立起來的，這難道不科學？系統的觀察，提出假說以解釋現象，再以假說預測和改變未來，這些科學的要素中醫少了那一樣？如果中醫構建的陰陽五行模式能夠經得起長時間的考驗，在預測和治療疾病上使我們從混沌中超拔出來，你能否認它的科學性？
   從研究2HO入手和從研究海洋入手，雖然兩者看上去幾乎沒有共同之處，但從研究水性這一點看，哪一個更貼近實質的水性呢？

Kevin

(五十八)
    女兒走過一片園林,見其中有一位打太極拳的,看了一會,女兒過去與他攀談,果然,此人的太極拳是家傳。女兒與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極拳給他看，他說，你這是太極操，不是太極拳。女兒不服，此人說，你如此這般打太極拳，定會做下病來，四肢厥冷……女兒跟我敘述到這一節時，我驚了,近兩年女兒的確四肢發涼，回家總是先上床，把手腳插在我懷里，我倆探討幾次，我懷她時並沒有寒，她小時四肢常溫，這寒是怎麼來的呢？沒想到竟是為參加比賽練太極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極拳，是太極操，也不至於不健身反做下病來，我們作廣播體操會做下病嗎？女兒說她也是這麼問的。此人道，太極拳是以意帶形，形意一致，二者統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麼有害無益。我聽了反駁道，形是形式，為空，取個空殼何至於有害？已經解惑的女兒說，為什麼太極拳偏偏是這個形而不是體操那個形？形，難道是空嗎？何況還有程式、程序，敢說程序本身沒內容？把太極拳的形式一比划起來，這經絡就要做相應的反應，這不受控制的反應不給身體造成傷害？女兒想把身體調整過來，向這人請教拳法。這人說他寧可教一點不會的人打太極拳，也不願教我女兒這樣走反路的人。女兒說試一段時間看看，后來，這人對其它學員感慨道：“你們有一個算一個，沒有這女孩悟性高，學得快。”
   由此,我想,別說中醫,就是一個太極拳,看上去很簡單的體操一樣的東西,怎麼在中國人這就這麼玄呢?自從女兒在體育老師的指導下以競技方式練太極拳后,用她的話說對體育就有點傷了,這使她意識到運動猝死是否也是一種“傷”的后果?現在搞體育的人的傷如此普遍, 包括寫《慢跑大全》的美國作者自己也死於運動猝死，這不有違體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極拳會對人造成傷害，推而廣之，用西醫的方式運行中醫，是不是中醫體衰的一個原因？
   女兒用功，用心學習太極拳。我說，不用下那麼大功夫吧？女兒說，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說在做太極拳中體會中國文化，很多東西都能對上，不僅是醫學，還有軍事，比如可以細細體會三十六計……我說一個健身的東西跟三十六計有什麼關系呢？女兒說，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軍事？太極拳講的是綿軟，綿，要綿里藏針，軟，要軟中有硬，太極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這是有心法，無定法的。女兒說，她由太極拳體會到用葯，比如說，甘草，九十三個精方中，方方有甘草，這甘草起什麼作用？現在的書上說是調合葯性。其實，它在每個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葯性隨與不同的葯配伍而不同。我問：“這麼說，這甘草有點象我？在不同的群體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兒說：“嗯，有點象。所以，中醫的工作不枯燥，總有新體會，總有自己獨到的體會。這是用自已的心體會來的，要想教給別人，別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樣，就不易傳給別人，因為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總是用誘導，啟發，總要因人施教……”
   張功耀讀了33年中醫書，曾用中草葯治好過他爺爺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醫,但他卻瘋狂反對中醫。看到他的情況讓我想起了我父親，我就是在父親對中醫聲中長大的，所以現在人們對中醫的攻擊在我聽來都是我父親的老生常談。小時,我是站在父親一邊,因為科學這東西太對年輕人的胃口了,攻擊別人太簡單，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沒有年輕人和西式思維,這文革能不能搞起來?父親視我母親的不反抗，不反駁為中醫無理，所以常給我母親“上課”，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親微笑地聽著，多年之后，父親向我承認他的改造工程失敗，因為我母親紋絲沒動，但他總結出的失敗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認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現在我想,父親對中醫的不認同,對女人的簡單否定，說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內。男人需要讓自己感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感覺自己正義在胸，刀槍不入；武器在手，銳不可擋。象對自己的兒子一樣，母親維護父親的這一感覺，這對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國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深不可測的宇宙，只有讓男人銳不可擋，才能為人類辟開一條生死路。所以，當我后來又站在母親一邊時,我象母親一樣維護父親的男人自尊,我想，張功耀的妻子不駁斥他很可能出於與我母親同樣的心理。
   當讀了33年中醫書而不得要領進而惱羞成怒反攻中醫，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這不是張功耀個人的錯，正象我走的彎路一樣，是曆史代價。女兒說“我姥姥沒讓你學中醫是對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學，而是用腦去學，這樣對中醫和對你都沒有好處。”估計我當年要是學中醫，肯定也是從科學角度入手，那麼很可能轉不過彎來，不比張功耀好多少。張功耀這樣的事只能出在中國，看著他，我只感到親切，這是中國式的錯誤。一個中醫開玩笑地對張功耀說：“你說人參沒有葯效，就是個干蘿卜條，還不如蘿卜條有營養，那我請你吃人參，你敢不敢吃？”我想，張功耀要是西方人，這個賭他肯定就打了，可別看他這麼瘋狂地反對中醫，可這人參他是絕對不敢吃的，這真是中國式的幽默。當中國人就是活在相聲里，太有意思了。

Kevin

（五十九）
說來說去，大家多說不反對中醫，只是對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不能接受。
其實，任何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都難以接受陰陽五行，我也一樣。穿西裝一定要配革履沒有誰會配雙老北京布鞋。
我也沒有想到我會接受陰陽五行理論，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簡單。
比如，在做婦女工作的幾年里，需要研究婦女運動方向。按西方的理論，婦女缺少精神價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婦女在人類文化史上幾乎沒有什麼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屬於男性的。近代西方風起雲涌的婦女運動使婦女站到與男人對立的位置，造成男女沖突，成為一道人類難題。
在作中外婦女運動對比研究時發現，西方的婦女運動在中國一直沒有開展起來。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陰陽學說在起作用。在陰陽互補、互根，男主外、女主內，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維中，女人在坤的領域里大有可為。其自尊、自信，沒有受到損害。
在陰陽學說中可以獲得許多解決西方婦女運動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學的研究時也出現了類似情況。若按西方人性惡理論及心理學上人的氣質分類，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優缺點之分，不好分的要被歸到心理疾病中。這使預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點”，矯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勞而無功的困境中。
這時，講人的特質，講人與人的生克制約的五行學說就比犯罪心理學中的氣質分類能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
可以說，我對陰陽五行的認祖歸宗是從西方繞了一圈轉回來的。中國人講“根”，根是曆史，是傳統，埋在土里的曆史是無枝無葉的，必須要得當代的陽光和雨露才有枝有葉，枝繁葉茂時我們只覺得與當代有關系而不覺得與根有什麼關系，只有當這一代的枝葉凋零時，我們才會在葉落的過程中認識到什麼是歸根。
中國的陰陽在西方理論中被看作是矛盾的兩個方面，陰陽轉化也被描述為對立統一，但西方不是把陰陽的內在動力解析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兩個方面轉化為“水”“火”兩行。“水”與“火”沒有“木”來“通關”就只有克而無有生，只有斗爭而無有調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沒有肯定之肯定。只講兩行而不講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沖突、對立和斗爭，而沒有通過木的生和助，通過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沒有五行周轉這一“永動機”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會有“水火相濟”的景象。
如果我們把火性氣質的人歸到西方的膽汁質類，那麼迅速、強烈、積極是這類人的優點，而沖動、暴躁、易怒就是這類人的缺點。可在現實中如何把一個人的優缺點進行分割？這種分割有必要麼？當把火的危險性去掉了火的功能還存在嗎？把一體的東西分成優缺點兩部分，在理論上可以做到，在現實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結果就是造成困惑。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為思維的出發點，都是從挖掘事物本質入手展開研究。區別在於，中國人認為事物的本質屬性為 “藏”，應該猜其所藏。西方認為隱性的東西應該顯並使其顯。
我曾說過，人往往是無可選擇，所選擇的不過是自己的本質。好多數學家在解題時不是難於題解不開，而是想尋找一種自己認為是美的解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法已存在於他的頭腦中，他不是在尋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內在的已有。陰陽五行也是這樣一種已有，所以，在我們尋求對這個世界的解釋時，不僅要尋求對的，還要可心的，不然，縱然是大家全說好，到底意難平。
我承認西方的東西是先進的、科學的，大家怎麼贊美科學我都同意。可是，作為婦女我不喜歡或被貶低得沒有自尊，或被引領到與男人對立的理論。也不想見到犯罪和跳樓的就用一句“有病”把問題踢開。其實用陰陽學說容納矛盾論，把對立的兩方面作為兩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論更豐滿，沒什麼使不得的。
我覺得在論壇中也可以使用陰陽五行理論。論壇上常因無法溝通而出現攻擊、漫罵的現象。其實這是大自然故意設置的小小障礙，讓我們稍稍拐個彎來溝通。比如水與火直接溝通就會出現水火不相容的情況，通過木來通效果會非常好。中國人講關系實在是因為大自然設有這一關系。如果我們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陽，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陰。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雖說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關，化對立為動力，有如不同類導體的接触能產生“電動勢”一樣，五行“電動勢”便是陰陽流轉的“永動機”。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在論壇形成五行流轉的局面，論壇就會充滿生機而不是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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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陰陽也並不只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相承的一面，也並不一定需要五行才能水火既濟的。
陰陽相對的是兩者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通常包含著互根。這是一種很辯證的對立。這種對立中的互根構成了一種平衡。
五行之間並沒有顯然的對立面，但同樣的在整體上構成平衡。陰陽和五行所強調的東西並不一樣，但同樣是自然中很重要的兩種抽象。

Kevin

（六十）
    又開始醫療改革了。從這次醫療改革的方案看，是把以前打破了的醫療網再重新織出來。而改革設計者說“新的醫改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軀體、德國的四肢、美國的腦袋，是三國模式的混合。”老百姓們還沒有忘記七十年代的醫療方式，會拭目以待以待，看看這個三國模式比毛澤東模式如何？
    不管說的怎樣，我們看的是實質。設計者說“未來改革的方向是，基層的小病治療由政府免費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療靠社會醫療保障來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療則求助於商業醫療保險。” “具體操作化的建議是，城市中，在社區衛生服務體系中如社區衛生中心看的病為免費，農村中，在鄉鎮衛生站體系中看病也免費。”
     對這個方案我在看的過程中是不斷搖頭。“根據衛生部醫改課題組的初步測算，要達到免費提供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大約需要國家財政投入2000億元。但財政部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這錢，我怕打水漂。其實我們沒有那麼窮，能拿出兩千個億是窮嗎？關鍵在於我們不會過窮日子，“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才受窮”，我擔心，這兩千個億能花到正地方嗎？
    稍稍動動腦子就知道這個方案是否可行。小病留在社區和鄉鎮衛生所，這個設想很好，可什麼是小病？闌尾炎，高血壓，分娩是不是小病？我想肯定不能列到大病里面，但闌尾炎這樣的手術鄉鎮衛生院可以做嗎？可以做，但術前要做個B超吧，鄉鎮衛生院要不要配B超機？不配，到城里做了B超，回鄉做手術？分娩，如今只生一個孩子，誰敢在鄉鎮衛生院生孩子？生到一半生不下來了，剖腹產在鄉鎮衛生院做？鄉鎮衛生院設手術室？高血壓病有時也要做CT看腦部栓塞情況，以此類推，這個大病、小病認定的責任誰敢負？到時是不是醫療糾紛要更多？
    真正的大病，比如癌症，其中一部分是等死，只需要一點維持性治療，完全是社區衛生院能勝任的，可現代人居住密集，不方便死在家里，常到醫院等死，也是為了使用醫院的太平間，難道社區衛生院還要各備一個太平間？再說，把社區衛生院做為臨終場所對其它患者的心理影響是不是也不好？
    許許多多的這樣問題所造成的漏洞，會不會讓這兩千億形成一個新的腐敗溫床？
    投入兩千個億，卻不管大病。小病或能挺，或能治，而讓人傾家蕩產的是大病。既然這次醫改想要體現政府的“雪中送炭”那就不如把這兩千個億投入大病，投入那些有治療價值而又讓許多人治不起的大病上，那才是救人一命。
    想想老百姓為什麼攢錢不花錢？因為他們有后顧之憂。他們的后顧之憂是什麼，是小病嗎？不是，他們不會為生小病而死摳死攢，他們怕的是大病。如果國家給大病以治療支持，那麼就能解老百姓很大的一塊心病。好鋼用在刀刃上，與其把這兩千個億花得打水漂不響，不如先這麼用。想想，如果國家把大病這塊承擔下來，那麼科研、培訓、開發等好多經費負擔就不會落在普通患者身上。象心臟支架這樣手術的費用就會大幅下降。
    我和女兒趕到醫院看望她住院做心臟支架手術的奶奶，老太太不在病房，到普通病房去串門了，我把她拉回來問：“你到那去干什麼？”她說，我讓病友看看我的手術有多成功。我說：“你這麼做是在刺激他們，他們何嘗不知自己的病應做支架？他們又何嘗不想做這個支架？可他們做不起這個六萬元一個的心臟支架，於是，不僅要忍受著胸悶氣喘的身體痛苦，還要承受隨時可能死亡的精神痛苦，你去顯擺你的支架不是加深這一刺激嗎？”
     后來我了解到，做心臟支架手術的費用之所以這麼高是壟斷和操控的結果。最后的魁首竟是市場經濟在起作用。以為市場競爭總是使價格走低在這里就錯了。當市場壟斷形成后，價格就是走高了。
如果政府介入到大病這一塊，那麼，那一病房以痛苦、絕望，嫉恨的眼光看著我女兒奶奶的病人就會得到解救。政府難道不應該先解救這些人嗎？
     政府如果給一百個需要做心臟支架的病人安上心臟支架，其費用會是六百萬嗎？不是，可能連一半錢都用不上。因為國家的介入會使虛高的價格大幅下降，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使大批醫生得到煆練機會，使手術技術不再為少數人壟斷。
當然，為了長遠考慮是應該逐步建立醫療網。但西醫的大而全的醫療方式本身使建立醫療網的設想既使是最發達的國家也難以做到，所以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式是建立醫療網本身就能提出來的。
我們本來是有這個網的，可是我們把它作為落后的東西鏟除了。我們認為老一輩人的過日子法不對，我們不想過窮日子，可過富日子，只要錢數是有限的就有算計問題，在殷實的日子中，算計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我們承認中醫有用，能在過日子中派上用場，只因看上去朴素，就被追求華麗的現代人抵制，大有不富貴勿寧死的勁頭，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我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了。
     今年夏天，一對退休的醫生夫婦到我們這里來尋訪和避暑。男的是腦外科專家。當年就是下派到我們這里任一個鄉鎮衛生院的院長，與這里的百姓有著魚水之情。三十多年來，原來他管轄地區的百姓有了大病還要到省城去找他，他成了醫療通道。
     女兒趕到奶奶家見了這對醫生夫婦，和他們談了好久。這對夫婦我也認識，因為他們每隔一兩年就會來一次，雖然他們總要出國考察，但他們與底層的百姓還有密切接触，那是三十年前的醫患關系啊。
不管怎麼說，國家開始重視基礎醫療我還是為百姓，為我女兒高興的。這樣一來，女兒到鄉鎮開辦醫院的想法就可以獲得一條國家途徑，她就可以更多地用心於醫術上。我想，在鄉鎮醫院，女兒的中西醫臨床專業將比單一的中醫或西醫更好地發揮醫療作用。
在醫學分工上，需要有人研究DNA，需要有人做手術，需要有人靈活機動地處理千家萬戶的百病，需要西醫，也需要中醫，怎麼可以以尖端取締末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