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體系中的甲型H1N1疑題

Kevin

2009-05-27 三聯生活周刊
中醫體系中的甲型H1N1疑題

在自認為掌握了現代科學的人看來，中醫體系無法解釋H1N1病毒，因為在中醫里，似乎沒有傳染病與病毒的概念。中醫面對的是抽象而非實証，比如以陰陽五行學說解釋疾病產生與治療，只有西醫才是面對視之可見、觸之有物的診斷。特別是對病毒的發現，乃現代醫學對生命科學及病理學的一大貢獻，它已精細到通過微生物學來深入研究疫情與感染，中醫學與如此的西醫學相比，能量對比那麼的懸殊，又如何可能面對呢？

但是，如果我們真冷靜下來面對歷史，答案可能就並非那麼簡單。比如，我們從古籍中可以讀到，明朝萬歷進士謝肇淛的筆記《五雜組‧人部》中，就已經出現了“傳染”一詞。這一條記載“閩俗可恨”，說閩人瘟疫一起就請邪神，以香火供奉，“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謝肇淛生于1567年，死于1621年，他祖籍福建，生于浙江錢塘，其生活年代正是瘟疫流行時。1568年，中國境內確實已經有了第一家教會醫院，但那是在澳門，西醫在內地根本就沒有形成傳播力。謝肇淛記載中提到的“通聖散”全名“防風通聖散”，其藥方在宋以後的醫書中都廣泛查到，作用便是解毒疏風，調和營衛。

再比如，在明末凌濛初的《拍案驚奇》卷十二中，寫到京中女子等王生不歸，只能與奶媽雇了船下汴京。行到廣陵地方，出現了“感冒”一詞：“盤纏已盡，那老媽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風露，一病不起。”感冒這個詞，感是交感，冒是帽的古字，在中醫字意里，“冒”指病者神志不清，也就是“冒昧”。漢末張機的《傷寒論》中就用到了這個冒：“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這里的“家”應該有回歸的意思。

由此，最起碼可以說，“感冒”其實非外來詞，中醫對傳染的理解與體會，在當時也可能已經深入。而恰是我們對中醫的理解，其實非常膚淺。一種扎根于中國哲學基礎上的醫學，曾經由一代代醫家發展過，只強調最早的“黃帝內經”，和隨後的《傷寒論》、《金匱要略》，其實不能簡單囊括為中醫之全部。

李約瑟先生1980年曾在香港大學演講《中國與免疫學的起源》，他通過比較詳實的資料認為，近代醫學科學中最偉大、最有益于人類的學科之一──免疫學，實際起源于中國為抵御天花蔓延而發明的種痘。他認為，中國的種痘實踐最早可推至公元1000年的北宋，而葛洪在約公元320年時就對天花有了敘述。李約瑟引用的資料，不僅有1700年西印度公司的經商者在通信中對中國民間種痘現狀的記錄，還有1741年張瑣的《種痘新書》與1726年法國耶穌會教士殷宏緒關于“菌力減弱法”的報告，正是這種“菌力減弱”提高了種痘的安全性。李約瑟的觀點，種痘法其實正是18世紀20年代經地中海沿岸傳入的歐洲，但現在的醫學史只留下了Edward Jenner發現沒有危險的牛痘疫苗的記載。李約瑟由此這樣說：“自從18世紀初以來，每一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方面的西方歷史學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發生了以東亞為背景的這方面的重要事情，但是，幾乎沒有一位熟悉中國文獻的學者以揭示其真相為己任。”

按照李約瑟的研究，西方科學史的許多篇章大約都需要改寫。但遺憾的是，他的研究不僅被西方主義者排斥，也不被西方主義影響深重的國人所重視。

在甲型H1N1病毒還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恐慌的今天，我們所推出的這個封面專題，無意對中醫或西醫的診斷方法或實際療效做比較、判斷。我們只想從中醫提出問題的角度，來引發對現代防疫問題的討論。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已經越來越關注于環境，因為人的生存離不開環境，所以尊重環境、保護環境已經成了全球之共識。但在醫學問題上，環境與疾病，即使同樣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應，所謂對症下藥卻往往還是嚴重被疏忽了的──一種新發現病毒所可能造成的感染，似乎在所有人身上都會是一樣的結果，由此人類與疾病的抗爭，付出的是比實際需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這里還不論因商業目的而參雜的策劃。而且，不細分患者狀態，大量過度使用藥物的結果，已經帶來了嚴重的負面作用。

回顧人類文明史，細觀人類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實都是東西方共同融合的結果。早期的西醫，肯定是東西方醫學智慧的綜合；漢唐後的中醫，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傳入的因素。所以，東西方分割，本身是某種話語霸權操縱的結果。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我們還被東、西方主義所雙重束縛，是愚蠢的。越來越開放的時代，應該促使我們以一種更開放的心態來面對何為生命醫學、何為生物醫學的問題。因為從物出發，不可能真正尊重與貼近生命個體；不能真正尊重與貼近生命個體，就無法以人為本，順勢而為來救死扶傷。從這個角度，現代醫學所面臨的眾多疑題也許值得我們去面對真實的歷史冷靜思考，這才是我們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