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誌
西化”--中醫科研的致命錯誤
|
--“腎的研究”的剖析--
李 致 重
提要 用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理論、方法，把中醫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在“西化”中對其進行改造，是近半個世紀中醫科研工作的主流。而在中國的當代，把自然科學中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是造成這一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中醫“腎的研究”具有其代表性。通過剖析該項研究中自設跳板、閹割在先、棄中就西、欲西非西、實驗不實、假說更假、殃及池魚等一系列問題，證明“腎的研究”已經使自己陷於不能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事實表明，以政治性的信念和方式，作為中醫學術發展指令性的方向、道路和方法，是鑄成這一錯誤的另一根源。它與２０世紀早期蘇聯科學院對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的錯誤，性質完全一樣。時至今日，已經給中醫學術造成了致命的創傷。高揚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地澄清錯誤、復興中醫，勢在必行，時不我待。
“腎的研究”（包括腎虛、腎陽虛、腎陰虛等）始於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該課題首先從腎陽虛入手，提出中醫的腎陽虛病人在西醫上有“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現象”。以后，該課題還圍繞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甲狀腺、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數十年里，它被捧為中醫科研的樣板，在國內影響頗大，至今仍誤導著中醫科研的方向。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中醫界開始有人對“腎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質疑。陸廣莘教授曾經說過：要“中醫研究”，不要“研究中醫”。他的意思是，從中醫自身的實踐和理論出發，為豐富和完善中醫的科學研究叫“中醫研究”。而“研究中醫”則是無視中醫既有的理論和實踐，把中醫學術體系作為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對象。最近，楊維益教授在他新出版的《中醫學--宏觀調控的功能醫學》（香港 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發行，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初版）中，針對“腎的研究”先聲奪人地指出：“中西醫結合在理論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們應當要重新考慮”。“幾十年的光陰，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錢……如果仍舊堅持既往的做法，不斷向無底洞交學費，中醫科研還會有光明的未來嗎”？
從讀楊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使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對中醫科研進行徹底、認真的反思，盡快走出誤區，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回避的當務之急。為此，本文依據《腎的研究》一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２版）和１９９０年５月初版的《腎的研究（續集）》，從自設跳板、閹割在先、棄中就而、欲西非西、實驗不實、假設更假、殃及池魚、大道不孤等８個方面，對“腎的研究”做一些初步的剖析。
自設跳板
《腎的研究》一書一開頭，便收錄了他們自己所寫的“祖國醫學有關‘腎’的曆代文獻綜述”（以下簡稱“綜述”）一文。這是一篇曲解“腎”藏象含義的“綜述”，是為自己預定的實驗研究自設的一塊跳板。
“綜述”在引言中說：“在臟象學說心、肝、脾、肺、腎五臟中，尤以腎為人體最重要的器官，稱為‘先天之本’。由於腎的作用特殊，通過臨床實踐，‘腎’與‘命門’的理論逐漸發展，致‘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意在言外，似乎在“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意義的這一個“腎”上，只要“研究”出“結果”來，甚至就可以“主宰”著中醫的一切了。
一、“腎”藏象含義的曲解
為了表明該研究的“繼承性”，“綜述”對秦漢時代、漢唐時代、北宋時代、金元時代、明代關於腎的論述作了闡述。
毋庸諱言，春秋-秦漢時代是中醫理論的奠基和成熟時代。《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難經》等經典醫著，都成書於這一時期。所以這一時期的理論架構，至今仍然是中醫理論最基本的內容。從臟象的角度，“綜述”根據《內經》的論述，把“腎”的作用概括為９個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長、發育、衰老過程，主骨生髓、通於腦，其華在發，主耳，開竅於二陰，合於三焦、膀胱。 “綜述”對“腎”的疾病，概括為１１個方面：為恐，勞力、入房傷腎，盛怒傷志、恐懼傷精，聚水為病，為欠、為嚏，腰脊病，腹大、腹脹，色黑齒槁，厥冷，發無澤，經脈之證。應當說，這些概括與《黃帝內經》的精神大體一致，與當代通用的高等中醫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內經講義》、《中醫學基礎》、《中醫基礎理論》關於腎的表述也完全相同。
然而對於“腎的研究”的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者”）來說，“綜述”的真正目的並不在這里。研究者為了說明曆代“對‘腎’的認識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這樣一種觀點，在“金元時代”和“明代”的兩節中，斷章取義地把當時部分學者對於“腎”與“命門”的爭論，歪曲為“腎”理論“達到統一”。這當然不是事實。
第一，金元時代和明代，注釋《黃帝內經》的專著近７０種，其中包括對后世頗有影響一大批醫學名家。如：劉完素、羅天益、朱丹溪、滑仁伯、汪機、孫應奎、徐春甫、馬元台、吳昆、張景岳、趙獻可、李士材、王九達等。他們這些在《黃帝內經》研究上富有見地的醫學巨匠對“腎”的闡釋，才能稱得上“主流”。
第二，清代注釋《黃帝內經》的專著１７０余種。諸如陳士鐸、柯韻伯、姚止庵、汪昂、張志聰、高世拭、徐大椿、薛生白、魏荔彤、黃元御、沈堯封、陳念祖、章虛谷、陸九芝、周學海等名家，他們對“腎”的認識同樣始終如一，絕無二致。
第三，明代時關於“腎”與“命門”之爭，其核心是藏象的“有形”還是“無形”的爭論。現在看來，那是囿於“片面的形態實體觀”，對藏象概念的一種困惑，或一段走出困惑的插曲。澄清“腎主真陽”、“命門主真陰”之爭的實質后，還是《黃帝內經》原來的“腎”。明代之前不存在“看法不一”，明代的爭論與什麼“統一”也風馬牛不相及。
第四，如上所述，從當代高等中醫院校各版教材來看，也說明“綜述”關於“腎的認識……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之說，不是中醫學術的曆史事實。
第五，研究者所推崇的腎主“真陰真陽”之說，在《黃帝內經》關於“腎”的藏象功能所主里，早有明示。腎主藏精、主水、生髓主腦，即所謂真陰；腎出伎巧、藏志、主生殖發育、司二便，即所謂真陽。所以，“真陰”，“真陽”和“腎陰”、“腎陽”，原本是以腎的藏象含義為基礎，對自身的功能所主在屬性意義上的划分。況且，中醫所講的五藏，每一藏的功能所主皆有陰陽之分，不獨腎才如是。每一藏的功能所主和所主功能的陰陽屬性，是統一的，是藏象內容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且，人身之陰陽、各臟之陰陽、臟腑之陰陽、氣血之陰陽，其含義各不相同。必須在功能所主的前提下講陰陽，陰陽才有其特定的含義。
第六，離開了腎的９個方面具體的功能所主來講陰陽，就將腎本來豐富、具體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腎陰、腎陽，作為腎的功能所主的具體含義被沖淡了；沖淡了功能所主以后再談腎陰、腎陽，也就將腎的本來含義簡單化了。“綜述”中“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腎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以后，研究者產生的一種錯覺。試想，心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為人身“后天之本”，肺為“相傅之官”、“氣之本”、“主一身之治節”，肝為“將軍之官”、主全身氣血之通調。如此，五藏中的每一藏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這當然也不是中醫藏象學說的原意。
二、關於“腎”的“病證”
研究者為了給以后的“證候群診斷模式”找到跳板，在“綜述”中，列入了《黃帝內經》以及曆代關於“腎”的“病證”一項。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矛盾重重。
第一，中醫病名的確定的原則，與西醫不同。總括起來，大體有兩方面：一是以綜合性的病機命名；二是以典型的臨床表現命名。這里的“病證”二字，是病機的含義，還是臨床表現的含義呢？
第二，中醫的臨床診斷，是對疾病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具體病機的判斷。因此在中醫診斷的全過程里，病名只是為診斷提示的題目而已。而證候是疾病的臨床表現，病機是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據或本質，故病機判斷才是中醫臨床診斷的核心或最終目的。也就是說：證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質；盡管表象反映著本質，但表象絕不等於本質；只有通過對表象取精去粗、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進行分析，認識到病機之后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質。所以，張仲景在其《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所有各節的篇名都是“辨××病脈證並治”這一種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證求機”的一個“辨”字。具體來講，腎病的病機有陰、陽，寒、熱，虛、實，表、里之異，這是腎病臨床診斷的關鍵。“綜述”淡化關於腎的病機診斷的意義，而突出臨床表現的診斷意義，這不符合中醫辨證求機的本來原則。
第三，研究者在其后的診斷里，把腎病分為腎虛、腎陽虛、腎陰虛三種，而“綜述”中卻將“腎病”以及“腎陽虛”和“腎陰虛”的“病”和“證”，不加分辨地混在一起。這種做法，從《黃帝內經》到當今的大學教材里，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先例。
基於上述，這一“綜述”存在著三個問題。其一，它離開了上及《黃帝內經》，下至當代大學教材中關於腎的一致論述，丟掉了中醫理論中腎的全面、真實性。其二，該綜述結尾部分的“曆代‘腎’的病症”表，充分證明了作者以含混的“病症”形式來代替腎的藏象、病機的主觀傾向性。這一點，研究者在其后已有證明。其三，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是，綜述者必須忠實於既定時間跨度之內的全部文獻。“綜述”帶著“有色眼鏡”或個人的既定想法，假文獻綜述之名而達到演繹自己既定想法之實，那就失去了文獻綜述科學使命。
按照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該“綜述”不能稱之為文獻綜述。這一點，研究者肯定明白。因為研究者的目的是要借著這一篇“綜述”，通過對文獻隨意剪裁、詮釋的做法，把自己的既定想法演繹為科學模樣的“假設”。這樣，才可能借著這種模樣，冠冕堂皇地把中醫的病機診斷進一步演繹為“證候群診斷模式”。上述兩個曲解是為這樣的目的而做的一種鋪墊，或是為下一步自設的一塊不可或缺的“跳板”。
閹割在先
邁過了自設的跳板，“腎的研究”就開始對中醫的腎大肆閹割。繼“綜述”之后，研究者通過“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推出了一個“證候群診斷模式”（亦即“症候群”）的“腎虛診斷標準”。盡管這個“標準”在其后“腎陰腎陽中西醫結合辨證論治原則的初步探討”和“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二文中有所“修改”，但“證候群診斷模式”絲毫沒有改變。
所謂“證候群診斷模式”，就是以一組證候為“指標”，見到這組相應的證候，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的一種形式。
經過幾次修訂的“１９７８新試行腎虛辨證標準”首先規定：只要具備腰脊酸痛、脛酸膝軟跟痛、耳鳴耳聾、發脫枯悴、齒搖稀疏、溺有余瀝或失禁、性機能失常（夢遺、陽萎、滑精）７項中的３項，就可以診斷為“腎虛”。然后，再見到“主要標準”畏寒肢冷、面目虛浮、舌淡胖嫩苔潤３項中的２項，和“次要標準”夜尿頻多、便溏溺清、脈微弱遲３項中的１項，就可以進一步診斷為“腎陽虛”。這個“標準”貌似簡單明了，實則是對中醫的肆意閹割。
一、閹割了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
如前所述，中醫的“辨證”是針對疾病過程中表現的證候，依據病因病機的理論，通過綜合性辨析，以認識疾病病機的思維過程。所以說中醫基礎理論中的“病因病機”理論，是中醫臨床辨證的根本依據。照研究者的診斷模式，見到幾個主要證候和幾個次要證候組成的證候群，便可以給這證候群直接貼上具有病機含意的腎虛標簽。這就意味著，中醫的辨證以求機，從此可以改變為見證便知機了。由“辨”到“見”，表面上僅一字之差，但是它不僅違背了“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基本哲學原則，更重要的是把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從臨床診斷中徹底閹割了。就是說，“見”到一組“證候群”，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那麼“辨”就是多余的了，由此，“辨證”所依據的病因病機理論也同樣是多余的了。可見由“辨”到“見”這一字之變，便輕而易舉地使中醫學的發展史倒退了兩千五百多年，一步退回到《黃帝內經》之前的隨證（隨機性）治病時代。這時候，表述病因病機的名詞術語，其含義和詞性也隨之變異。蛻變成替一組證候群命名的一類異名詞。
二、閹割了中醫的藏象經絡學說
病機學說是以藏象經絡學說為基礎的。病機學說被閹割以后，五臟六腑，精、氣、神，十四經、十五絡，及其相互之間聯系、關系的一系列學說，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醫學理論，是對人的生命過程和防病治病的規律性的總結；而這些規律性的總結，更是臨床診斷治療的根本依據。象“證候群診斷模式”那樣，見到一組證候群，就可以對復雜的疾病做出診斷。那麼臨床看病就變得象手持著彩票、眼望著揭示屏幕對獎券一樣--只要認識幾個字，誰都可以對號入座當中醫大夫。如此，汗牛充棟的中醫典籍，讀書萬卷的中醫學家還有什麼用處呢！其實，作為中醫生理學的藏象經絡和作為中醫病理學的病因病機被閹割之后，中醫也就壽終正寢了。
另外，聯系到“綜述”一文中“‘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的說法。腎“主宰”生命，則同樣“主宰”五臟六腑；而腎有真陰、真陽，則腎陰、腎陽便是人的生命“主宰”。如此，整個中醫理論，就剩下一個腎，一個陰陽。當全部的中醫理論到頭來只剩下一個腎的時候，藏象經絡、病因病機，不說廢止也得廢止。
三、閹割了證候的完整性和非特異性
第一，關於證候的完整性、真實性。證候來自於四診，也來自於中醫基礎理論的啟示。臨床中欲把握完整、真實的證候，尚須注意以下六個方面：（１）因為證候與人的生理特點、心理特點、生活習性以及土地方宜、四時氣候、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不可忽視同一病機在不同人、不同情況下的證候差異性。（２）“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深刻地感覺它”，所以不要忽視證候在理論中完整再現的問題。換言之，中醫基礎理論丟掉之后，臨床所見的證候將不會完整。（３）證候的真實體現，有時也存在於“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直覺、頓悟之中。這一點很難在證候群診斷模式顯示出來，而望診和切診中時常如此。（４）中醫臨床中“異證同機”、“同證異機”的情況，十分普遍。故證候的真實性，常常體現在辨證論治的理性思維中。（５）證候的真假問題。比如，臨床中內真寒外假熱、內真熱外假寒，“大實有羸狀、至虛有盛候”等情況亦不少見。只有通曉中醫基礎理論、特別是病機學說，才可以能動地分辨該證候的真假及其臨床意義。（６）證候在疾病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相互的因果聯系和異時連續問題，亦不可忽視。以上６點，在“證候群診斷模式”中，是無法規範到“標準”中去的。換言之，完整、真實的中醫臨床證候，在“證候群診斷模式”的標準中，很難體現。
第二，證候的非特異性問題。中醫臨床上的證候，對於病機來說，都是非特異的。這一點，在西醫的症狀與病理診斷之間，也是這樣。就是說，同一個證候往往出現在不同的病機之中，不同的證候又常常出現在同一類病機之中。前文所講的“同證異機”、“異證同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把非特異性的證候視為特異性的指標，並以其制訂為“辨證標準”，這種標準明顯違背了證候的本質特性。這一點，不僅在中醫理論與臨床中行不通，而且連西醫的“症狀鑒別診斷”也不會接受。
比如，診斷腎虛的７項標準中：“腰背酸痛、脛酸跟痛”亦常見於風寒濕痺、飲邪內盛、風寒感冒、脾虛濕困、正氣不足、勞倦太過等。“耳鳴耳聾”則多見於肝火偏旺、陰虛火旺、痰濕阻滯等，腎陰虛時多見而腎陽虛時不常有。“發脫枯悴”多見於血虛以及大病之后氣血兩傷之人，腎虛之人並不典型。“齒搖稀疏”多由於胃火、風火、陰虛血熱等，作為腎虛標準卻不典型，至於平日保護失當或老年之人則另當別論。“性機能失常”有因於肝、因於濕等情況，並非皆屬於腎虛。“尺脈弱”則出現在有關下焦諸病或寒、濕、痰、飲、瘀等多種邪氣所致之病。如果按照研究者的標準和規定，將７項中的“腰背酸痛、脛軟跟痛、脈沉弱”３項告訴你，你能斷定此人必屬腎虛而不屬於脾虛濕困、寒濕凝滯、風邪郁表、邪盛正虛、飲邪泛濫等病嗎？
再如，診斷腎陽虛的“主要標準”（３項）和“次要標準”（３項），也是脾、肺不足，氣虛，寒濕為病時的常見證候，並非腎虛所獨有。
由此可見，由“證候群診斷模式”的思路編排而形成“辨證標準”，也同時閹割和篡改了中醫臨床證候的非特異性。
上述剖析和論證說明：在研究者的實驗研究還沒有動手之前，中醫的理論核心便在幾個回合的文字游戲中，被抽去靈魂、拋在一邊了。其實，研究者一開始的觀點就是這樣。《腎的研究》在其“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開宗明義地說：他們在研究中醫的時候，不是“局現於從某一個病上找尋和探導治療的法則和機制”，而是“用現代科學方法從許多疾病中找尋共同規律”。正是因為研究者不認同中醫既有的“共同規律”，所以才找尋自己認同的規律。因為要重新“找尋”，也就必須先行“閹割”。而閹割掉中醫的理論核心，才能突顯自己“規則”。所以對研究者來說，閹割勢在必行。
然而，把中醫的核心理論都已經閹割了，其后的實驗研究還有什麼基礎、有什麼必要？幾經閹割的那“腎”還是中醫的腎嗎？這些問題，不知研究者想到過沒有。
棄中就西
當中醫的藏象經絡、病因病機、證候特性和辨證論治被閹割、篡改之后，接下來進行的“研究”，只能是設法拿西醫把這個軀殼加以包裝而已。不看“結果”也可以憑科學和邏輯做出判斷--非中非西的怪物。
一、關於“證候群診斷模式”
這里抄錄梁茂新教授在《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一書中關於“腎”研究的總結如下：“腎本質的研究（包結腎虛證、腎陽虛證、腎陰虛證）始於５０年代末。從腎陽虛證本質入手，首先發現腎陽虛證患者２４小時尿１７-羥皮質類固醇（１７-ＯＨＣＳ）降低，提示腎陽虛證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經過６個階段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下丘腦-垂體-甲狀腺，下丘腦-垂體-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達１０余年的研究，先后涉及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系統等多個系統，支氣管哮喘、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神經衰弱、紅斑狼瘡、妊娠毒血症、功能性子宮出血、潰瘍病、結腸炎、風濕病等多種疾病。採用了尿２４小時１７-ＯＨＣＳ、促腎上腺皮質激素（ＡＣＴＨ）２日靜脈滴注試驗、ＡＣＴＨ測值、ＳＵ-４８８５試驗、血１１-羥皮質醇（１１-ＯＨＣＳ）晝夜節律試驗、總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總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興奮試驗、睪丸酮、雌二醇、促黃體激素與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交叉反應以及促黃體生成素釋放素興奮試驗等多種試驗方法和指標，並對具體證通過補腎葯治療進行佐證。還進行了相應的動物實驗研究。”
研究者如此這般的研究，當然是想給“證候群診斷模式”下的“腎陽虛”，找到西醫病理意義上“金指標”。所以上述“研究”，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西醫病理診斷的觀念、內容和方法。其實研究者不應不知道，這里所進行的，正是用自己設計的“實驗研究”來廢掉自己在前邊設定的“證候群診斷模式”。
試想，當著“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真的找到之后，“證候群”就象“症狀”在西醫診斷中的意義一樣，只能充當著西醫臨床診斷的入門“線索”或“向導”而已。那時候，研究者上述作為“診斷標準”的一組證候，還有什麼規範、標準的價值呢！再說，“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找到之后，“腎陽虛”三個字則完全蛻變為失去中醫本來含義的，而從屬於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一種不倫不類的異名詞。這時候，你可以對著中醫說，“腎陽虛”的“現代化客觀指標”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而面對西醫，“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就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既沒有減少什麼，也沒有對西醫增加或“結合”進來什麼。
問題真正的症結在於：在這些“金指標”面前，連研究者的“腎陽虛”和為“腎陽虛”設定的“證候群診斷模式”都無所謂有、有所謂無了，中醫的理論也就蕩然無存了。
二、關於葯性歸屬
研究者認為，“補腎是作用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的；“補腎葯能保護腎上腺免受抑制”；“補腎葯通過腎上腺（或腎上腺以上的系統）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根據這個“結論”，中醫的補腎葯可以認為是“通過腎上腺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的葯物，或者其本身就是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的西葯。那麼，中葯的四氣、五味、昇降浮沉、歸經、功效等理論，在這里也就完全化為烏有了。
三、診斷指標衷西棄中
《腎的研究》一書幾處說道：“哮喘患者不論有無腎虛症狀都至少有潛在的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的情況，都適合於補腎”；只要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而顯著提高療效”。這就更露骨地說明：只要從西醫診斷上證明有“潛在的”或者明確的西醫病理上的“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病機，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證候，都可以按照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西醫指標，放心“採用補腎助陽葯”。顯而易見，“腎的研究”到這一步，研究者在“綜述”里苦心定下來的“腎陽虛” 、“證候群診斷模式”及其標準，也真正、完全變成了標簽，變成了過河之后自我所拆的破橋。
談到這里，人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這種自設跳板又自廢跳板，閹割后再舍棄的“研究”，已經向人們做了自我證明，研究者的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棄中就西”。
欲西非西
作為“中西醫結合”的科研，如果“棄中就西”，總應當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吧！看來，“腎的研究”可謂兩頭不著邊。在“棄中”之后，所存之葯至今４０年過去，也沒有為西葯所認同。
一、補腎葯與西葯不同軌問題
研究者認為“補腎葯又具有腎上線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研究者還應當從以下的任何一方作進一步研究。第一，把“補腎葯”進一步提純為葯物化學意義上的西葯，並以西醫的葯物化學為標準，說明“補腎中葯”之提取物與腎上腺皮質激素的相同或者比較其優劣。第二，以中醫中葯的理論為標準，說明腎上腺皮質激素與補腎中葯的相同或者優劣。從西化中葯來看，研究者必須在葯物化學的框架內，揭示出補腎葯的化學成份、化學結構以及葯效學原理，才可以與腎上腺皮質激素在“同軌”的前提下進行比較、進行評價。由於研究者沒有接著作中醫補腎葯與西葯同軌的研究，因此得不到西醫西葯的認同，就談不上在西醫臨床的推廣使用。
二、邏輯和臨床驗證問題
如果“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作為可以站得住的假設，它至少應與中、西醫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相融合。比如：在西醫臨床中，對於大量的急性細菌性、病毒性感染引起的高熱不退，西醫臨床中常常同時使用大劑量的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以達到控制感染和退熱的良好效果。這些急性感染性高熱不退的情況，在中醫臨床看來多屬於正盛邪實的實證、熱證。而面對實證、熱證，中醫當然不會用附子、肉桂、巴戟天、鹿茸、仙靈脾之類的溫陽補腎中葯。從邏輯上講，如果認為“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並說用大量腎上腺皮質激素“表現為相火過旺”、“陽盛耗陰”等，那麼，在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或者在西醫急性感染性高燒不退時，則不應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反之，則說明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時，病人同樣也會出現“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功能低下”， 這當然不是研究者的結果所支持的。再比如，作為研究者腎虛佐證的無排卵性功能性子宮出血、支氣管哮喘、妊娠中毒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症、紅斑性狼瘡、神經衰弱，在使用補腎葯的同時，是否有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的對照組，以證明激素也有相似效果的第一手資料呢？又比如，西醫在腎病綜合證中，當系中醫的濁濕阻滯、痰壅血瘀時，西醫也常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如果換過來使用補腎助陽中葯，那麼“腎的研究”也要有這方面的結果做佐證。
可見，“腎的研究”所謂的補腎葯，依然是中、西兩頭不著邊。沒有類似的邏輯和實踐驗證，在中、西醫葯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它與青蒿素、麻黃素、聯苯雙脂、黃連素差距還很大很大。研究西葯的基本工作根本沒有起步，“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更是一句遙遠的話。
實驗不實
一、前提不實
“腎的研究”與以往的基礎研究有兩個根本性的不同。其一，它是以中醫學中的“腎”為對象，即所謂“研究中醫”的課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醫研究”。其二，它在“實驗研究”之前經過了“自設跳板”、“閹割在先”兩次虛假的“假設”，故研究的“腎”已非中醫腎的原貌。前提不實，是其“實驗不實”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
這里在討論“實驗不實”的其它問題時，還有兩點需要明確。其一，這里的實驗，是還原性方法為前提的實驗，而不是系統性方法為基礎的實驗。用還原性方法來研究系統性科學的問題，人類科學史上還不曾有過先例。其二，該實驗的目的很明確，即要以近代實證科學的還原性方法、標準，來說明中醫的腎、腎虛及其治療，與西醫的有關生理、病理、葯效的一致性。這是討論下面的“實驗不實”時首先需要說明的。
二、指標特異性不足
這里仍然抄錄梁茂新教授在《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一書中的有關分析，即可見其端倪：“１．如探討腎陽虛證垂體功能的ＡＣＴＨ２日靜脈滴注試驗，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３１例腎陽虛證患者中，竟有１４例（占４５.２％）未出現延遲反應。在１９６０年２３例腎陽虛患者中，也有１０例（占４３.５％）未出現延遲反應。……提示該項指標特異性不強。又如在血１１-０ＨＣＳ晝夜節律測定中，有一部分腎陽虛患者出現Ｍ型節律，與正常的Ｖ和Ｕ節律有別。但當我們對其樣本的平均值進行統計學處理后發現，從早８時到次日早８時五個時間段內（６小時為一時間段）平均測值與正常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Ｐ值均＞０.０５。與腎陰虛證的平均測值比較，亦大都無顯著性差異。又將五個時間段的平均測定值通過坐標圖進行比較，結果腎陽虛證的曲線與正常組相近，均呈Ｕ型。以上統計結果表明，該項指標作為探討腎陽虛證本質的特異性指標，以及作為提示腎陽虛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中下丘腦功能紊亂的結論，有待進一步考察和進行重復實驗重新加以認定。２．把腎陽虛證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測值降低作為診斷腎陽虛證特異性指標，由於其他研究者們在另外五臟虛證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受到了嚴峻考驗。在８０年代初，吳氏通過了對脾陽虛證患者２４小時尿１７-０ＨＣＳ的測定，得出了低於正常對照組的結論。接著張氏也對脾陽虛證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含量進行了研究，結果也明顯低於正常對照組。齊氏等在對脾陰虛證的研究中，又發現脾陰虛證２４小時１７-ＯＨＣＳ亦有降低的傾向。還有人在其它五臟虛證本質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的結論。這樣，脾陽虛證、脾陰虛證乃至其它五臟虛證中均出現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降低的現象。說明該指標已不具備特異性，其作為診斷腎陽虛證的特異性指標的地位已經動搖。３．在以往的腎虛證本質研究中，雖也採取了科學研究中的對照原則，但設立的對照組大都不夠完善。如在腎陽虛證研究中，設立了正常人、老年人、老年人無腎虛見證、性功能減退及腎陰虛對照組。其研究結果，只能說明採用的指標與無證型及相對應證型組間的的差別。由於未設其它各臟虛證對照組，因而不能確立這些指標在五臟虛證中的特異性地位”。
三、結論表述不嚴密
比如，“腎的研究”進入第五階段，在其“腎陽虛病人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的全面觀察”一文的小結中說：“腎陽虛病人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具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亂。”在這里，沒有說明確定的“部位”、“程度”以及“紊亂”的具體特性。這樣的“結論”幾乎什麼也沒有說清楚。再比如，“腎的研究”到最后的第六階段，在“腎本質研究的國內綜述”一文的最后才說：“‘腎虛’的辨證標準有待統一，這樣有利於以共同的尺度來驗證科研成果”。可見，“腎的研究”在自己的第二階段一開始就使用的“腎虛診斷標準”，肯定不規範、不統一。那麼，研究者對自己在第二階段至第六階般的“成果”所作的行自我評價，自然也靠不住。把這種靠不住的東西一次一次寫入《腎的研究》一書介紹、推廣，就不嚴肅了。
四、自相矛盾
比如，研究者在“中醫補腎法治療支氣管哮喘的研究”一文中強調，“腎陽虛者表現尿１７羥值低下，但是尿１７羥值低下者不一定表現為腎陽虛”。但是又說：哮喘患者“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這種自我對立的說法，研究者如何解釋？再比如，從《腎的研究》一書的書名，清楚表明該課題研究的內容包含整個中醫的腎。而同名的書一改再改，一版再版，到１９９０年出版“續集”時，其實還只是就腎陽虛做的一些工作。腎陰、腎虛尚很少研究，而對腎所包含的更廣的內容至今沒有涉及，書名多版次皆為“腎的研究”，有矛盾和夸大之嫌。
五、解鈴、系鈴
基於上述，“腎的研究”在“棄中就西”這一環節上所進行的實驗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該課題持續２０多年，而各類觀察的樣本數量少，設計不嚴謹，所立的指標特異性不強。這些基本問題研究者應抓緊解決。第二，這一問題出現於該課題研究的早期階段，更需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該課題進行如實評估，以確保總結和報道的可靠性。第三，人類醫學模式的變化，當代系統科學的發展，文化多元時代的腳步……都在催促著中國中醫科研的全面反思。長期處於導向地位的“腎的研究”，更需要盡早反思。
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研究者認為這條路真的走不通，早一天向學術界直陳究竟，終止誤導，也是對中醫科研的一種貢獻。
假設更假
假設缺乏科學性，是“腎的研究”最大的前提性錯誤。下面從３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科學假設的若干原則
第一，關於假設。假設亦稱假說，它是對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規律性所作出的有根據的假定或說明。假設絕不是猜想和空洞、主觀的思辨。假設是科學發展的形式，是科學理論形成的重要階段。所以在科學活動中，假設的建立有兩個最根本的前提：
首先，假設的建立離不開實踐。即必須在大量觀察、實驗的基礎上，掌握大量有重要意義的，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中醫學是“以系統性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而“機體反應狀態”則是通過四診所獲取的有“重要意義的”反映生命活動本質的“事實”、“材料”。如果我們要對中醫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則須在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假設。那麼按照假設構成的條件、假設的修正、假設的驗證等邏輯原則：新的假設“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新的假設“應當能夠很好地解釋已有的事實，並能推出可在實踐中檢驗的判斷”；新的假設“決不意味著原有假設所獲得的事實材料和檢驗結果完全作廢”。所以，對於中醫理論進行補充、修改的科學研究，應該切實把握好兩條原則：一方面，不能背離中醫“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這一實踐內容；另一方面，不能漠視中醫成功地經曆了數千年醫療實踐檢驗的事實，而抱著輕視、懷疑的態度，而把中醫葯學（而不是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作為研究或借以提出假設的對象。
其次，假設的建立離不開各種邏輯方法。即假設的提出和對假設的驗證，需要運用各種邏輯方法和推理形式。所以假設建立的過程也是各種推理形式綜合運用的過程，不得有任何主觀想象和臆測的成份。
第二，假設和科學的關系。假設和科學，是理論思維發展的兩種主要形式。兩者既有密切的聯系，又有嚴格的區別。就兩者的聯系而言：一方面，任何科學理論的建立，最初都必須經過假說階段。另一方面，科學永遠是人類認識真理長河中所得到的相對真理，它的發展過程，也是不斷掌握更多事實材料中，不斷提出新假說、不斷驗證和修改已有的理論，以使科學日臻完善的過程。就兩者的區別而言：假設是科學的前奏，它是和科學活動聯系著的，具有推測性的有待檢驗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有一定的客觀真理性，但並不等於說它的基本內容是真實可靠的。而科學則不然，科學的主要原理及其核心，一定是在實踐中重復檢驗的真實可靠的理論。而且，在科學理論的發展、完善過程中，它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不會動搖的。所以在一個具體學科的發展中，假設也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
明確假設的上述邏輯原則以及假設和科學的關系之后，以此來看“腎的研究”的問題，大體可歸結為兩個方面。概括起來講，即“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
二、連續三假設
“腎的研究”中“第一個假設”，即前面上文所講的“自設跳板”。研究者無視從《黃帝內經》到當今大學教材中中醫有關腎的一致性的表述，這是不對的。“腎的研究”中“第二個假設”即上文所指的“閹割在先”。研究者把中醫在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假設為證候群診斷模式。在研究者的診斷模式里，診斷腎陰虛、腎陽虛所依據的主證、次證，與中醫八綱辨證體系里辨別總體性的陰虛、陽虛時，其證候表現基本雷同。換言之，研究者的腎陰虛、腎陽虛，與人在總體上的陰虛、陽虛相互混淆了起來。腎在研究者的證候群診斷模式里，被簡化得面目全非。“腎的研究”中“第三個假設”是：中醫的“腎”即“可能”、“類似”西醫的“腎上腺”，或者與內分泌相關的垂體、下丘腦、性腺。應該說，數十年的中醫基礎研究中，用“可能”、“類似”、“近似”、“大體”、“大體就是”等等含糊不清的詞匯，在中、西醫兩個醫學理論體系之間互相偷換概念和命題的邏輯錯誤，司空見慣，俯拾皆是。從“腎的研究”著手實驗的第一步，便把該實驗定位在西醫的腎上腺這一點來看，就足以說明研究者早已把中醫藏象的腎，和西醫臟器的腎看成“類似”、“近似”的東西了。
前面講過，科學的假設離不開實踐和邏輯方法。如果假設不是在實踐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望文生義、主觀猜想中，這種連讀性的假設，便連續性的失去中醫理論的本來面目。事實上，古往今來的科學研究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連續性假設”的做法。它是當代的中醫“科研”獨家的專利，是主觀隨意性放縱的結果。對此，中醫工作者必須格外警惕。
三、貫穿一條線
既然“連續性假設”不會構成科學的假設，研究者又為什麼執著地這樣做呢？因為“腎的研究”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中醫西醫化”這樣一條主線。因為頭腦中“中醫西醫化”的思維定向在先，而研究者又沒有真正搞清楚中醫與西醫在基礎理論層面上的本質局別，於是便求助於主觀想象和臆測。因此，“實驗不實”、“指標不特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局了。這里所謂的“實驗”，對於“中醫西醫化”思維定勢在先的研究者來說，其實只不過是擺給外行人看的一種模樣、一種玩術而已。這樣做，在實證科學的現代潮流中，既容易使外行相信“中醫西醫化”的合理性，又能堵住中醫界的嘴。這是否是“西化中醫”的某種壓力下逼出來的？恐怕只有研究者自己明白。
《腎的研究》一書在“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一章中多處所講的：“不論有無腎虛症狀”，只要“垂體-腎上腺系統興奮性低下”，“都適合於補腎”，“可以採用溫補腎陽”之類的說法，是“腎的研究”貫穿著“西化中醫”一條線的自我證明。
綜上所述，依靠西醫診斷指標來用中葯，這就是“腎的研究”的終極目標。透過研究者自己對自己終極目標所做出的自我回答，對於長期為“微觀辨病與宏觀辨證相結合”和“四診客觀化”而陶醉的人來說，應該看到這條道路盡頭的結局了吧！
殃及池魚
“腎的研究”在中醫科研上造成的長期、嚴重的誤導，誠可謂影響廣泛、殃及池魚。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忽視了對科研的實踐檢驗問題。
一、對科學研究的檢驗。
“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的“腎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有兩個檢驗標準。第一是實踐，第二是邏輯。
“人是理性的動物”，“是天地萬物之靈”，世界上最復雜的生物莫過於人。因為崇拜近代實證科學的實驗，總是企圖把人類生命的一切現象都歸結為物理、化學的方法來解釋，這在西方叫做“近代科學主義”。西方的西醫學家經過漫長的實踐，這一點，他們又先於中國人而明白過來了。於是，才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的綜合性醫學模式。與此同時，西方的西醫學家重新重視傳統醫學，並提出了“回歸自然”的時代呼聲。在這種醫學發展的新形勢面前，研究者卻要繼續沿著西醫的老路，依舊故我、堅定不移地按照西醫生物醫學的模式對中醫進行改造。這一點，就應當對自己的實踐檢驗一下才是。
另外，檢驗一種假設或者一種研究是否合乎科學邏輯，最簡單的辦法，即習慣所講的“出得來、回得去”。所謂“出得來”，是指這一假設或研究來源於實踐，並與已有的科學理論在總體上相一致。所謂“回得去”，是指新提出的假說，應當能夠更好地解釋已有的事實，並能在實踐中經受檢驗。當研究者把腎陽虛之“毛”，貼在了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這塊西醫之“皮”上以后，即使研究者想回去，事實上連自己也已經沒有可回之處了。對於這種與自己高喊的政治口號完全相背的“回不去”的研究，面對實踐和邏輯的檢驗，研究者不能再沉默了。
不過，要說研究者沒有想到科學的檢驗，恐怕也不是事實。“腎的研究”其實只局限於腎陽虛。研究者提到的腎陰虛、腎陰陽兩虛很少触及，而中醫真正腎的其它大量內容，更沒有涉及。為什麼深入不下去呢？研究者一定心有所思。不過，明智的選擇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開誠布公地作實踐和邏輯的自我反思。因為實事求是既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也是科學區別於偽科學、假科學的重要標準。
二、誤導的危害
今天討論“腎的研究”，是因為４０多年來，它給中醫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太大太大，而且至今還在繼續。比如：
先把生於心、藏於肝、統攝於脾的中醫之“血”，假設為西醫的“血液”；再把中醫的“氣血理論”假設為西醫的“血液流變學”；這樣，“高粘狀態”的西醫有關指標也就成為假設中的中醫“血瘀證”的“診斷標準”了。
先說中醫的“脾”“大體就是現代生理學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那麼中醫的“脾虛”自然就西醫的“消化功能不足”；再用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一組證候命名為脾虛；然后再對這一組證候群以生物化學霉、免疫學的變化來做解釋。
先把中醫的“脾主肌肉”假設為西醫的“肌肉”；再把中醫的“四肢乏力”假設為西醫的“肌無力”；這樣，中醫治療脾虛的“補中益氣湯”便可以假設為西醫治療“重症肌無力”的有效方葯。
先把中醫的“心”假設為西醫的“心臟”；再以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心氣虛”假設為“冠心病”的某一種；然后以實驗得出“心氣虛”是“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結論。
先把中醫的“肺”等同於西醫的“肺臟”；再以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肺氣虛”假設為“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肺氣腫”的一種表現；然后把肺氣虛解釋為西醫的Ｘ線檢查、肺功能、血液流變學、細胞能量代謝、植物神經功能、微量元素、免疫學等等方面的改變。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針對“腎的研究”，楊維益教授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話：“首先，我要責備自己為什麼在做學問方面不多下些功夫，以致在中醫研究方面走了這麼長時間的彎路；其次，如果研究者在當時能夠認真些、嚴謹些，不要下太早的結論，全國也許不會將這種研究途徑作為中醫研究的榜樣而進行全面且長時期的跟隨。”中醫科學研究隊伍里，需要多一些楊維益這樣的教授！如果“腎”的研究者能夠有楊教授這樣的境界和胸懷，全國中醫科研的狀況肯定不會是今天這種局面！
大道不孤
“腎的研究”的問題，在中醫的科研上具有普遍性。究其全局性、根本性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兩條：
第一，是物質特殊病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的絕對化。按照通行的定義，物質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因此對於醫學面對的人來說，整體層次上的運動狀態（證候）是物質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的結構和形態也是物質的。而當代的中國在生命科學和醫學上的最大偏見是：把具有復雜的、多種物質屬性的人，與自然科學中關於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相混淆；企圖把復雜的生命過程，歸結為簡單的物理學、化學現象來解釋，並以此作為生命科學與醫學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腎的研究”就是從找尋中醫“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而發端的。很顯然，研究者心中的“物質”，是扭曲、狹隘的物質觀，是貼著物理學、化學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的自然科學領域里特殊屬性的物質觀，因而與中醫格格不入。
第二，是政治性觀念和方式代替中醫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用西醫的觀念、理論、方法來發掘中醫，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由毛澤東親手點批而確定的。因此以“腎的研究”為代表的中醫科研工作，始終籠罩在有形、無形的強大政治因素的左右之下--這種“研究”在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政治號召下起步，人們高喊著政治口號而參與；“創造統一的新醫學、新葯學”是富有政治色彩的宏偉目標，努力參與就一定會有好處；參與研究則必須按“計划”為“宏偉目標”早出、多出成果，出不來成果那就想方設法“制造”成果；反正是毛主席批準用西醫方法來發掘提高中醫的，出了錯還有“成績是主要的”這句話做擋箭的盾牌；而且“凡是”是毛主席生前的“既定方向”，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仍然繼續“照辦”……這種情況是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廢醫存葯”論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重演，是中國特定的時期政治左右科學的畸型怪胎。它與前蘇聯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對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的錯誤，幾乎一樣。不同的只是招牌換記、時代有別。而且，口頭上的確講的好聽、動人，更不象當年的李森科那樣專橫。然而，這種情況卻使許多人、許多年品味不透，更使許多人、許多年心急無奈！
上述兩種原因相互交織在一起，至今已經４０多年過去。這期間，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功利的、官僚的、貫性的、極左的、惰性的、人事的、體制的、部門機構的……，亂麻般地糾纏為一團，終於釀成了當代中醫學術和事業上的一個大毒瘤！而今在中國，在高奏著“中醫要走向世界”凱歌的同時，又有許許多多的人正為中醫病在膏肓而到處奔走呼號、尋求搶救！樂乎？哀乎？還須人們頭腦冷靜下來再說！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參與這方面研究的“帶頭人”相繼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這無疑表明了國家科學院在中醫科學研究上的基本觀點和導向。這更令中醫界許許多多的人疑惑不解：中國是中醫的發源地，“腎的研究”是中醫的墓志銘，而以最高科學名義稱贊這墓志銘的，竟然是中國的科學院！如果不是中醫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在中國，埋葬中醫的慶功會該許已經開過了！
本文脫稿時，適接道友匡萃璋教授賜來“科學話語權與科學多元論”一文。文中談及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西醫的關系，其中“牛論”一段，於幽默中指點迷津，令人捧腹叫絕。論曰：“（１）你有你的奶牛，我有我的黃牛。（２）你的奶牛乳多，我的黃牛肉嫩。（３）引進你的奶牛，我家有兩頭牛。（４）千萬別人工授精‘奶牛化’，喪失我家黃牛的‘基因優勢’。（５）如果因為黃牛不屬於奶牛的譜系，就‘大規模’的‘規格非常高’的‘研究’一番‘我家祖上原本無牛’，豈不見笑遐方！”
讀罷匡教授的“牛論”，因想到：人性卑微，天道無私！真乃起初亦然，直到永遠！所以世界上本來順理成章的事，常常被人使它又變得復雜了起來。今天的中國人拿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是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繁衍昌盛的中醫葯學恣意宰割。這種由人性的卑微而滋長起來的以科學名義對科學進行的摧殘，真令人望而生畏！不過，還是應當相信：從古至今，大道不孤。更何況中國和世界的人民都需要中醫葯學！只要醫界的同仁忠實於科學，順應著“牛論”指引的天道，至少以文化多元的觀念和公正負責的態度，來對待為人類造福的中醫和西醫，身在地球東西兩邊的人們，總會有一天把匡教授的“牛論”引申為：引進你的中醫／西醫，我家就有兩個醫！
這個道理，“腎的研究”者也一定會懂得的！
Link URL: http://medyeah.zenith-healthcare.com:81/blog/post/47.html
李 致 重
提要 用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理論、方法，把中醫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在“西化”中對其進行改造，是近半個世紀中醫科研工作的主流。而在中國的當代，把自然科學中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是造成這一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中醫“腎的研究”具有其代表性。通過剖析該項研究中自設跳板、閹割在先、棄中就西、欲西非西、實驗不實、假說更假、殃及池魚等一系列問題，證明“腎的研究”已經使自己陷於不能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事實表明，以政治性的信念和方式，作為中醫學術發展指令性的方向、道路和方法，是鑄成這一錯誤的另一根源。它與２０世紀早期蘇聯科學院對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的錯誤，性質完全一樣。時至今日，已經給中醫學術造成了致命的創傷。高揚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地澄清錯誤、復興中醫，勢在必行，時不我待。
“腎的研究”（包括腎虛、腎陽虛、腎陰虛等）始於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該課題首先從腎陽虛入手，提出中醫的腎陽虛病人在西醫上有“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現象”。以后，該課題還圍繞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甲狀腺、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數十年里，它被捧為中醫科研的樣板，在國內影響頗大，至今仍誤導著中醫科研的方向。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中醫界開始有人對“腎的研究”所代表的科研思路及方法提出了質疑。陸廣莘教授曾經說過：要“中醫研究”，不要“研究中醫”。他的意思是，從中醫自身的實踐和理論出發，為豐富和完善中醫的科學研究叫“中醫研究”。而“研究中醫”則是無視中醫既有的理論和實踐，把中醫學術體系作為用西醫的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研究的對象。最近，楊維益教授在他新出版的《中醫學--宏觀調控的功能醫學》（香港 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發行，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初版）中，針對“腎的研究”先聲奪人地指出：“中西醫結合在理論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們應當要重新考慮”。“幾十年的光陰，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錢……如果仍舊堅持既往的做法，不斷向無底洞交學費，中醫科研還會有光明的未來嗎”？
從讀楊教授新作那一天起，就使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對中醫科研進行徹底、認真的反思，盡快走出誤區，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回避的當務之急。為此，本文依據《腎的研究》一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２版）和１９９０年５月初版的《腎的研究（續集）》，從自設跳板、閹割在先、棄中就而、欲西非西、實驗不實、假設更假、殃及池魚、大道不孤等８個方面，對“腎的研究”做一些初步的剖析。
自設跳板
《腎的研究》一書一開頭，便收錄了他們自己所寫的“祖國醫學有關‘腎’的曆代文獻綜述”（以下簡稱“綜述”）一文。這是一篇曲解“腎”藏象含義的“綜述”，是為自己預定的實驗研究自設的一塊跳板。
“綜述”在引言中說：“在臟象學說心、肝、脾、肺、腎五臟中，尤以腎為人體最重要的器官，稱為‘先天之本’。由於腎的作用特殊，通過臨床實踐，‘腎’與‘命門’的理論逐漸發展，致‘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意在言外，似乎在“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意義的這一個“腎”上，只要“研究”出“結果”來，甚至就可以“主宰”著中醫的一切了。
一、“腎”藏象含義的曲解
為了表明該研究的“繼承性”，“綜述”對秦漢時代、漢唐時代、北宋時代、金元時代、明代關於腎的論述作了闡述。
毋庸諱言，春秋-秦漢時代是中醫理論的奠基和成熟時代。《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難經》等經典醫著，都成書於這一時期。所以這一時期的理論架構，至今仍然是中醫理論最基本的內容。從臟象的角度，“綜述”根據《內經》的論述，把“腎”的作用概括為９個方面：出伎巧，藏精，藏志，主生長、發育、衰老過程，主骨生髓、通於腦，其華在發，主耳，開竅於二陰，合於三焦、膀胱。 “綜述”對“腎”的疾病，概括為１１個方面：為恐，勞力、入房傷腎，盛怒傷志、恐懼傷精，聚水為病，為欠、為嚏，腰脊病，腹大、腹脹，色黑齒槁，厥冷，發無澤，經脈之證。應當說，這些概括與《黃帝內經》的精神大體一致，與當代通用的高等中醫院校教材第一版至第五版的《內經講義》、《中醫學基礎》、《中醫基礎理論》關於腎的表述也完全相同。
然而對於“腎的研究”的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者”）來說，“綜述”的真正目的並不在這里。研究者為了說明曆代“對‘腎’的認識看法不一，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這樣一種觀點，在“金元時代”和“明代”的兩節中，斷章取義地把當時部分學者對於“腎”與“命門”的爭論，歪曲為“腎”理論“達到統一”。這當然不是事實。
第一，金元時代和明代，注釋《黃帝內經》的專著近７０種，其中包括對后世頗有影響一大批醫學名家。如：劉完素、羅天益、朱丹溪、滑仁伯、汪機、孫應奎、徐春甫、馬元台、吳昆、張景岳、趙獻可、李士材、王九達等。他們這些在《黃帝內經》研究上富有見地的醫學巨匠對“腎”的闡釋，才能稱得上“主流”。
第二，清代注釋《黃帝內經》的專著１７０余種。諸如陳士鐸、柯韻伯、姚止庵、汪昂、張志聰、高世拭、徐大椿、薛生白、魏荔彤、黃元御、沈堯封、陳念祖、章虛谷、陸九芝、周學海等名家，他們對“腎”的認識同樣始終如一，絕無二致。
第三，明代時關於“腎”與“命門”之爭，其核心是藏象的“有形”還是“無形”的爭論。現在看來，那是囿於“片面的形態實體觀”，對藏象概念的一種困惑，或一段走出困惑的插曲。澄清“腎主真陽”、“命門主真陰”之爭的實質后，還是《黃帝內經》原來的“腎”。明代之前不存在“看法不一”，明代的爭論與什麼“統一”也風馬牛不相及。
第四，如上所述，從當代高等中醫院校各版教材來看，也說明“綜述”關於“腎的認識……直至明代才基本達到統一”之說，不是中醫學術的曆史事實。
第五，研究者所推崇的腎主“真陰真陽”之說，在《黃帝內經》關於“腎”的藏象功能所主里，早有明示。腎主藏精、主水、生髓主腦，即所謂真陰；腎出伎巧、藏志、主生殖發育、司二便，即所謂真陽。所以，“真陰”，“真陽”和“腎陰”、“腎陽”，原本是以腎的藏象含義為基礎，對自身的功能所主在屬性意義上的划分。況且，中醫所講的五藏，每一藏的功能所主皆有陰陽之分，不獨腎才如是。每一藏的功能所主和所主功能的陰陽屬性，是統一的，是藏象內容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而且，人身之陰陽、各臟之陰陽、臟腑之陰陽、氣血之陰陽，其含義各不相同。必須在功能所主的前提下講陰陽，陰陽才有其特定的含義。
第六，離開了腎的９個方面具體的功能所主來講陰陽，就將腎本來豐富、具體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腎陰、腎陽，作為腎的功能所主的具體含義被沖淡了；沖淡了功能所主以后再談腎陰、腎陽，也就將腎的本來含義簡單化了。“綜述”中“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腎的含義簡單化、抽象化以后，研究者產生的一種錯覺。試想，心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為人身“后天之本”，肺為“相傅之官”、“氣之本”、“主一身之治節”，肝為“將軍之官”、主全身氣血之通調。如此，五藏中的每一藏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這當然也不是中醫藏象學說的原意。
二、關於“腎”的“病證”
研究者為了給以后的“證候群診斷模式”找到跳板，在“綜述”中，列入了《黃帝內經》以及曆代關於“腎”的“病證”一項。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矛盾重重。
第一，中醫病名的確定的原則，與西醫不同。總括起來，大體有兩方面：一是以綜合性的病機命名；二是以典型的臨床表現命名。這里的“病證”二字，是病機的含義，還是臨床表現的含義呢？
第二，中醫的臨床診斷，是對疾病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具體病機的判斷。因此在中醫診斷的全過程里，病名只是為診斷提示的題目而已。而證候是疾病的臨床表現，病機是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據或本質，故病機判斷才是中醫臨床診斷的核心或最終目的。也就是說：證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質；盡管表象反映著本質，但表象絕不等於本質；只有通過對表象取精去粗、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進行分析，認識到病機之后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質。所以，張仲景在其《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所有各節的篇名都是“辨××病脈證並治”這一種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證求機”的一個“辨”字。具體來講，腎病的病機有陰、陽，寒、熱，虛、實，表、里之異，這是腎病臨床診斷的關鍵。“綜述”淡化關於腎的病機診斷的意義，而突出臨床表現的診斷意義，這不符合中醫辨證求機的本來原則。
第三，研究者在其后的診斷里，把腎病分為腎虛、腎陽虛、腎陰虛三種，而“綜述”中卻將“腎病”以及“腎陽虛”和“腎陰虛”的“病”和“證”，不加分辨地混在一起。這種做法，從《黃帝內經》到當今的大學教材里，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先例。
基於上述，這一“綜述”存在著三個問題。其一，它離開了上及《黃帝內經》，下至當代大學教材中關於腎的一致論述，丟掉了中醫理論中腎的全面、真實性。其二，該綜述結尾部分的“曆代‘腎’的病症”表，充分證明了作者以含混的“病症”形式來代替腎的藏象、病機的主觀傾向性。這一點，研究者在其后已有證明。其三，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是，綜述者必須忠實於既定時間跨度之內的全部文獻。“綜述”帶著“有色眼鏡”或個人的既定想法，假文獻綜述之名而達到演繹自己既定想法之實，那就失去了文獻綜述科學使命。
按照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該“綜述”不能稱之為文獻綜述。這一點，研究者肯定明白。因為研究者的目的是要借著這一篇“綜述”，通過對文獻隨意剪裁、詮釋的做法，把自己的既定想法演繹為科學模樣的“假設”。這樣，才可能借著這種模樣，冠冕堂皇地把中醫的病機診斷進一步演繹為“證候群診斷模式”。上述兩個曲解是為這樣的目的而做的一種鋪墊，或是為下一步自設的一塊不可或缺的“跳板”。
閹割在先
邁過了自設的跳板，“腎的研究”就開始對中醫的腎大肆閹割。繼“綜述”之后，研究者通過“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推出了一個“證候群診斷模式”（亦即“症候群”）的“腎虛診斷標準”。盡管這個“標準”在其后“腎陰腎陽中西醫結合辨證論治原則的初步探討”和“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二文中有所“修改”，但“證候群診斷模式”絲毫沒有改變。
所謂“證候群診斷模式”，就是以一組證候為“指標”，見到這組相應的證候，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的一種形式。
經過幾次修訂的“１９７８新試行腎虛辨證標準”首先規定：只要具備腰脊酸痛、脛酸膝軟跟痛、耳鳴耳聾、發脫枯悴、齒搖稀疏、溺有余瀝或失禁、性機能失常（夢遺、陽萎、滑精）７項中的３項，就可以診斷為“腎虛”。然后，再見到“主要標準”畏寒肢冷、面目虛浮、舌淡胖嫩苔潤３項中的２項，和“次要標準”夜尿頻多、便溏溺清、脈微弱遲３項中的１項，就可以進一步診斷為“腎陽虛”。這個“標準”貌似簡單明了，實則是對中醫的肆意閹割。
一、閹割了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
如前所述，中醫的“辨證”是針對疾病過程中表現的證候，依據病因病機的理論，通過綜合性辨析，以認識疾病病機的思維過程。所以說中醫基礎理論中的“病因病機”理論，是中醫臨床辨證的根本依據。照研究者的診斷模式，見到幾個主要證候和幾個次要證候組成的證候群，便可以給這證候群直接貼上具有病機含意的腎虛標簽。這就意味著，中醫的辨證以求機，從此可以改變為見證便知機了。由“辨”到“見”，表面上僅一字之差，但是它不僅違背了“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基本哲學原則，更重要的是把中醫的病因病機學說從臨床診斷中徹底閹割了。就是說，“見”到一組“證候群”，便可以對疾病做出診斷。那麼“辨”就是多余的了，由此，“辨證”所依據的病因病機理論也同樣是多余的了。可見由“辨”到“見”這一字之變，便輕而易舉地使中醫學的發展史倒退了兩千五百多年，一步退回到《黃帝內經》之前的隨證（隨機性）治病時代。這時候，表述病因病機的名詞術語，其含義和詞性也隨之變異。蛻變成替一組證候群命名的一類異名詞。
二、閹割了中醫的藏象經絡學說
病機學說是以藏象經絡學說為基礎的。病機學說被閹割以后，五臟六腑，精、氣、神，十四經、十五絡，及其相互之間聯系、關系的一系列學說，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醫學理論，是對人的生命過程和防病治病的規律性的總結；而這些規律性的總結，更是臨床診斷治療的根本依據。象“證候群診斷模式”那樣，見到一組證候群，就可以對復雜的疾病做出診斷。那麼臨床看病就變得象手持著彩票、眼望著揭示屏幕對獎券一樣--只要認識幾個字，誰都可以對號入座當中醫大夫。如此，汗牛充棟的中醫典籍，讀書萬卷的中醫學家還有什麼用處呢！其實，作為中醫生理學的藏象經絡和作為中醫病理學的病因病機被閹割之后，中醫也就壽終正寢了。
另外，聯系到“綜述”一文中“‘腎’的地位遠遠超出其他臟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的說法。腎“主宰”生命，則同樣“主宰”五臟六腑；而腎有真陰、真陽，則腎陰、腎陽便是人的生命“主宰”。如此，整個中醫理論，就剩下一個腎，一個陰陽。當全部的中醫理論到頭來只剩下一個腎的時候，藏象經絡、病因病機，不說廢止也得廢止。
三、閹割了證候的完整性和非特異性
第一，關於證候的完整性、真實性。證候來自於四診，也來自於中醫基礎理論的啟示。臨床中欲把握完整、真實的證候，尚須注意以下六個方面：（１）因為證候與人的生理特點、心理特點、生活習性以及土地方宜、四時氣候、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不可忽視同一病機在不同人、不同情況下的證候差異性。（２）“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深刻地感覺它”，所以不要忽視證候在理論中完整再現的問題。換言之，中醫基礎理論丟掉之后，臨床所見的證候將不會完整。（３）證候的真實體現，有時也存在於“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直覺、頓悟之中。這一點很難在證候群診斷模式顯示出來，而望診和切診中時常如此。（４）中醫臨床中“異證同機”、“同證異機”的情況，十分普遍。故證候的真實性，常常體現在辨證論治的理性思維中。（５）證候的真假問題。比如，臨床中內真寒外假熱、內真熱外假寒，“大實有羸狀、至虛有盛候”等情況亦不少見。只有通曉中醫基礎理論、特別是病機學說，才可以能動地分辨該證候的真假及其臨床意義。（６）證候在疾病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相互的因果聯系和異時連續問題，亦不可忽視。以上６點，在“證候群診斷模式”中，是無法規範到“標準”中去的。換言之，完整、真實的中醫臨床證候，在“證候群診斷模式”的標準中，很難體現。
第二，證候的非特異性問題。中醫臨床上的證候，對於病機來說，都是非特異的。這一點，在西醫的症狀與病理診斷之間，也是這樣。就是說，同一個證候往往出現在不同的病機之中，不同的證候又常常出現在同一類病機之中。前文所講的“同證異機”、“異證同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把非特異性的證候視為特異性的指標，並以其制訂為“辨證標準”，這種標準明顯違背了證候的本質特性。這一點，不僅在中醫理論與臨床中行不通，而且連西醫的“症狀鑒別診斷”也不會接受。
比如，診斷腎虛的７項標準中：“腰背酸痛、脛酸跟痛”亦常見於風寒濕痺、飲邪內盛、風寒感冒、脾虛濕困、正氣不足、勞倦太過等。“耳鳴耳聾”則多見於肝火偏旺、陰虛火旺、痰濕阻滯等，腎陰虛時多見而腎陽虛時不常有。“發脫枯悴”多見於血虛以及大病之后氣血兩傷之人，腎虛之人並不典型。“齒搖稀疏”多由於胃火、風火、陰虛血熱等，作為腎虛標準卻不典型，至於平日保護失當或老年之人則另當別論。“性機能失常”有因於肝、因於濕等情況，並非皆屬於腎虛。“尺脈弱”則出現在有關下焦諸病或寒、濕、痰、飲、瘀等多種邪氣所致之病。如果按照研究者的標準和規定，將７項中的“腰背酸痛、脛軟跟痛、脈沉弱”３項告訴你，你能斷定此人必屬腎虛而不屬於脾虛濕困、寒濕凝滯、風邪郁表、邪盛正虛、飲邪泛濫等病嗎？
再如，診斷腎陽虛的“主要標準”（３項）和“次要標準”（３項），也是脾、肺不足，氣虛，寒濕為病時的常見證候，並非腎虛所獨有。
由此可見，由“證候群診斷模式”的思路編排而形成“辨證標準”，也同時閹割和篡改了中醫臨床證候的非特異性。
上述剖析和論證說明：在研究者的實驗研究還沒有動手之前，中醫的理論核心便在幾個回合的文字游戲中，被抽去靈魂、拋在一邊了。其實，研究者一開始的觀點就是這樣。《腎的研究》在其“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腎虛”一文，開宗明義地說：他們在研究中醫的時候，不是“局現於從某一個病上找尋和探導治療的法則和機制”，而是“用現代科學方法從許多疾病中找尋共同規律”。正是因為研究者不認同中醫既有的“共同規律”，所以才找尋自己認同的規律。因為要重新“找尋”，也就必須先行“閹割”。而閹割掉中醫的理論核心，才能突顯自己“規則”。所以對研究者來說，閹割勢在必行。
然而，把中醫的核心理論都已經閹割了，其后的實驗研究還有什麼基礎、有什麼必要？幾經閹割的那“腎”還是中醫的腎嗎？這些問題，不知研究者想到過沒有。
棄中就西
當中醫的藏象經絡、病因病機、證候特性和辨證論治被閹割、篡改之后，接下來進行的“研究”，只能是設法拿西醫把這個軀殼加以包裝而已。不看“結果”也可以憑科學和邏輯做出判斷--非中非西的怪物。
一、關於“證候群診斷模式”
這里抄錄梁茂新教授在《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一書中關於“腎”研究的總結如下：“腎本質的研究（包結腎虛證、腎陽虛證、腎陰虛證）始於５０年代末。從腎陽虛證本質入手，首先發現腎陽虛證患者２４小時尿１７-羥皮質類固醇（１７-ＯＨＣＳ）降低，提示腎陽虛證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經過６個階段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下丘腦-垂體-甲狀腺，下丘腦-垂體-性腺三軸內分泌系統進行了長達１０余年的研究，先后涉及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系統等多個系統，支氣管哮喘、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神經衰弱、紅斑狼瘡、妊娠毒血症、功能性子宮出血、潰瘍病、結腸炎、風濕病等多種疾病。採用了尿２４小時１７-ＯＨＣＳ、促腎上腺皮質激素（ＡＣＴＨ）２日靜脈滴注試驗、ＡＣＴＨ測值、ＳＵ-４８８５試驗、血１１-羥皮質醇（１１-ＯＨＣＳ）晝夜節律試驗、總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總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興奮試驗、睪丸酮、雌二醇、促黃體激素與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交叉反應以及促黃體生成素釋放素興奮試驗等多種試驗方法和指標，並對具體證通過補腎葯治療進行佐證。還進行了相應的動物實驗研究。”
研究者如此這般的研究，當然是想給“證候群診斷模式”下的“腎陽虛”，找到西醫病理意義上“金指標”。所以上述“研究”，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西醫病理診斷的觀念、內容和方法。其實研究者不應不知道，這里所進行的，正是用自己設計的“實驗研究”來廢掉自己在前邊設定的“證候群診斷模式”。
試想，當著“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真的找到之后，“證候群”就象“症狀”在西醫診斷中的意義一樣，只能充當著西醫臨床診斷的入門“線索”或“向導”而已。那時候，研究者上述作為“診斷標準”的一組證候，還有什麼規範、標準的價值呢！再說，“腎陽虛”的西醫病理“金指標”找到之后，“腎陽虛”三個字則完全蛻變為失去中醫本來含義的，而從屬於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一種不倫不類的異名詞。這時候，你可以對著中醫說，“腎陽虛”的“現代化客觀指標”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而面對西醫，“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就是“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既沒有減少什麼，也沒有對西醫增加或“結合”進來什麼。
問題真正的症結在於：在這些“金指標”面前，連研究者的“腎陽虛”和為“腎陽虛”設定的“證候群診斷模式”都無所謂有、有所謂無了，中醫的理論也就蕩然無存了。
二、關於葯性歸屬
研究者認為，“補腎是作用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的；“補腎葯能保護腎上腺免受抑制”；“補腎葯通過腎上腺（或腎上腺以上的系統）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根據這個“結論”，中醫的補腎葯可以認為是“通過腎上腺發揮其考地松樣作用”的葯物，或者其本身就是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的西葯。那麼，中葯的四氣、五味、昇降浮沉、歸經、功效等理論，在這里也就完全化為烏有了。
三、診斷指標衷西棄中
《腎的研究》一書幾處說道：“哮喘患者不論有無腎虛症狀都至少有潛在的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的情況，都適合於補腎”；只要在“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而顯著提高療效”。這就更露骨地說明：只要從西醫診斷上證明有“潛在的”或者明確的西醫病理上的“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病機，不論有無中醫“腎陽虛”的證候，都可以按照西醫“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西醫指標，放心“採用補腎助陽葯”。顯而易見，“腎的研究”到這一步，研究者在“綜述”里苦心定下來的“腎陽虛” 、“證候群診斷模式”及其標準，也真正、完全變成了標簽，變成了過河之后自我所拆的破橋。
談到這里，人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這種自設跳板又自廢跳板，閹割后再舍棄的“研究”，已經向人們做了自我證明，研究者的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棄中就西”。
欲西非西
作為“中西醫結合”的科研，如果“棄中就西”，總應當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吧！看來，“腎的研究”可謂兩頭不著邊。在“棄中”之后，所存之葯至今４０年過去，也沒有為西葯所認同。
一、補腎葯與西葯不同軌問題
研究者認為“補腎葯又具有腎上線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研究者還應當從以下的任何一方作進一步研究。第一，把“補腎葯”進一步提純為葯物化學意義上的西葯，並以西醫的葯物化學為標準，說明“補腎中葯”之提取物與腎上腺皮質激素的相同或者比較其優劣。第二，以中醫中葯的理論為標準，說明腎上腺皮質激素與補腎中葯的相同或者優劣。從西化中葯來看，研究者必須在葯物化學的框架內，揭示出補腎葯的化學成份、化學結構以及葯效學原理，才可以與腎上腺皮質激素在“同軌”的前提下進行比較、進行評價。由於研究者沒有接著作中醫補腎葯與西葯同軌的研究，因此得不到西醫西葯的認同，就談不上在西醫臨床的推廣使用。
二、邏輯和臨床驗證問題
如果“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那麼作為可以站得住的假設，它至少應與中、西醫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相融合。比如：在西醫臨床中，對於大量的急性細菌性、病毒性感染引起的高熱不退，西醫臨床中常常同時使用大劑量的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以達到控制感染和退熱的良好效果。這些急性感染性高熱不退的情況，在中醫臨床看來多屬於正盛邪實的實證、熱證。而面對實證、熱證，中醫當然不會用附子、肉桂、巴戟天、鹿茸、仙靈脾之類的溫陽補腎中葯。從邏輯上講，如果認為“補腎葯又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並說用大量腎上腺皮質激素“表現為相火過旺”、“陽盛耗陰”等，那麼，在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或者在西醫急性感染性高燒不退時，則不應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或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反之，則說明中醫臨床中的實證、熱證時，病人同樣也會出現“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功能低下”， 這當然不是研究者的結果所支持的。再比如，作為研究者腎虛佐證的無排卵性功能性子宮出血、支氣管哮喘、妊娠中毒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症、紅斑性狼瘡、神經衰弱，在使用補腎葯的同時，是否有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的對照組，以證明激素也有相似效果的第一手資料呢？又比如，西醫在腎病綜合證中，當系中醫的濁濕阻滯、痰壅血瘀時，西醫也常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如果換過來使用補腎助陽中葯，那麼“腎的研究”也要有這方面的結果做佐證。
可見，“腎的研究”所謂的補腎葯，依然是中、西兩頭不著邊。沒有類似的邏輯和實踐驗證，在中、西醫葯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它與青蒿素、麻黃素、聯苯雙脂、黃連素差距還很大很大。研究西葯的基本工作根本沒有起步，“對西醫發展有所益處”，更是一句遙遠的話。
實驗不實
一、前提不實
“腎的研究”與以往的基礎研究有兩個根本性的不同。其一，它是以中醫學中的“腎”為對象，即所謂“研究中醫”的課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醫研究”。其二，它在“實驗研究”之前經過了“自設跳板”、“閹割在先”兩次虛假的“假設”，故研究的“腎”已非中醫腎的原貌。前提不實，是其“實驗不實”的兩個最主要的問題。
這里在討論“實驗不實”的其它問題時，還有兩點需要明確。其一，這里的實驗，是還原性方法為前提的實驗，而不是系統性方法為基礎的實驗。用還原性方法來研究系統性科學的問題，人類科學史上還不曾有過先例。其二，該實驗的目的很明確，即要以近代實證科學的還原性方法、標準，來說明中醫的腎、腎虛及其治療，與西醫的有關生理、病理、葯效的一致性。這是討論下面的“實驗不實”時首先需要說明的。
二、指標特異性不足
這里仍然抄錄梁茂新教授在《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一書中的有關分析，即可見其端倪：“１．如探討腎陽虛證垂體功能的ＡＣＴＨ２日靜脈滴注試驗，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３１例腎陽虛證患者中，竟有１４例（占４５.２％）未出現延遲反應。在１９６０年２３例腎陽虛患者中，也有１０例（占４３.５％）未出現延遲反應。……提示該項指標特異性不強。又如在血１１-０ＨＣＳ晝夜節律測定中，有一部分腎陽虛患者出現Ｍ型節律，與正常的Ｖ和Ｕ節律有別。但當我們對其樣本的平均值進行統計學處理后發現，從早８時到次日早８時五個時間段內（６小時為一時間段）平均測值與正常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Ｐ值均＞０.０５。與腎陰虛證的平均測值比較，亦大都無顯著性差異。又將五個時間段的平均測定值通過坐標圖進行比較，結果腎陽虛證的曲線與正常組相近，均呈Ｕ型。以上統計結果表明，該項指標作為探討腎陽虛證本質的特異性指標，以及作為提示腎陽虛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中下丘腦功能紊亂的結論，有待進一步考察和進行重復實驗重新加以認定。２．把腎陽虛證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測值降低作為診斷腎陽虛證特異性指標，由於其他研究者們在另外五臟虛證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受到了嚴峻考驗。在８０年代初，吳氏通過了對脾陽虛證患者２４小時尿１７-０ＨＣＳ的測定，得出了低於正常對照組的結論。接著張氏也對脾陽虛證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含量進行了研究，結果也明顯低於正常對照組。齊氏等在對脾陰虛證的研究中，又發現脾陰虛證２４小時１７-ＯＨＣＳ亦有降低的傾向。還有人在其它五臟虛證本質的研究中，也得出相同的結論。這樣，脾陽虛證、脾陰虛證乃至其它五臟虛證中均出現２４小時尿１７-ＯＨＣＳ降低的現象。說明該指標已不具備特異性，其作為診斷腎陽虛證的特異性指標的地位已經動搖。３．在以往的腎虛證本質研究中，雖也採取了科學研究中的對照原則，但設立的對照組大都不夠完善。如在腎陽虛證研究中，設立了正常人、老年人、老年人無腎虛見證、性功能減退及腎陰虛對照組。其研究結果，只能說明採用的指標與無證型及相對應證型組間的的差別。由於未設其它各臟虛證對照組，因而不能確立這些指標在五臟虛證中的特異性地位”。
三、結論表述不嚴密
比如，“腎的研究”進入第五階段，在其“腎陽虛病人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的全面觀察”一文的小結中說：“腎陽虛病人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上，具有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亂。”在這里，沒有說明確定的“部位”、“程度”以及“紊亂”的具體特性。這樣的“結論”幾乎什麼也沒有說清楚。再比如，“腎的研究”到最后的第六階段，在“腎本質研究的國內綜述”一文的最后才說：“‘腎虛’的辨證標準有待統一，這樣有利於以共同的尺度來驗證科研成果”。可見，“腎的研究”在自己的第二階段一開始就使用的“腎虛診斷標準”，肯定不規範、不統一。那麼，研究者對自己在第二階段至第六階般的“成果”所作的行自我評價，自然也靠不住。把這種靠不住的東西一次一次寫入《腎的研究》一書介紹、推廣，就不嚴肅了。
四、自相矛盾
比如，研究者在“中醫補腎法治療支氣管哮喘的研究”一文中強調，“腎陽虛者表現尿１７羥值低下，但是尿１７羥值低下者不一定表現為腎陽虛”。但是又說：哮喘患者“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的情況中，雖然腎陽虛症狀並不顯著，也可以採用溫補腎陽”。這種自我對立的說法，研究者如何解釋？再比如，從《腎的研究》一書的書名，清楚表明該課題研究的內容包含整個中醫的腎。而同名的書一改再改，一版再版，到１９９０年出版“續集”時，其實還只是就腎陽虛做的一些工作。腎陰、腎虛尚很少研究，而對腎所包含的更廣的內容至今沒有涉及，書名多版次皆為“腎的研究”，有矛盾和夸大之嫌。
五、解鈴、系鈴
基於上述，“腎的研究”在“棄中就西”這一環節上所進行的實驗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該課題持續２０多年，而各類觀察的樣本數量少，設計不嚴謹，所立的指標特異性不強。這些基本問題研究者應抓緊解決。第二，這一問題出現於該課題研究的早期階段，更需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該課題進行如實評估，以確保總結和報道的可靠性。第三，人類醫學模式的變化，當代系統科學的發展，文化多元時代的腳步……都在催促著中國中醫科研的全面反思。長期處於導向地位的“腎的研究”，更需要盡早反思。
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研究者認為這條路真的走不通，早一天向學術界直陳究竟，終止誤導，也是對中醫科研的一種貢獻。
假設更假
假設缺乏科學性，是“腎的研究”最大的前提性錯誤。下面從３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科學假設的若干原則
第一，關於假設。假設亦稱假說，它是對事物存在的原因或者規律性所作出的有根據的假定或說明。假設絕不是猜想和空洞、主觀的思辨。假設是科學發展的形式，是科學理論形成的重要階段。所以在科學活動中，假設的建立有兩個最根本的前提：
首先，假設的建立離不開實踐。即必須在大量觀察、實驗的基礎上，掌握大量有重要意義的，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中醫學是“以系統性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而“機體反應狀態”則是通過四診所獲取的有“重要意義的”反映生命活動本質的“事實”、“材料”。如果我們要對中醫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則須在已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新的假設。那麼按照假設構成的條件、假設的修正、假設的驗證等邏輯原則：新的假設“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新的假設“應當能夠很好地解釋已有的事實，並能推出可在實踐中檢驗的判斷”；新的假設“決不意味著原有假設所獲得的事實材料和檢驗結果完全作廢”。所以，對於中醫理論進行補充、修改的科學研究，應該切實把握好兩條原則：一方面，不能背離中醫“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這一實踐內容；另一方面，不能漠視中醫成功地經曆了數千年醫療實踐檢驗的事實，而抱著輕視、懷疑的態度，而把中醫葯學（而不是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作為研究或借以提出假設的對象。
其次，假設的建立離不開各種邏輯方法。即假設的提出和對假設的驗證，需要運用各種邏輯方法和推理形式。所以假設建立的過程也是各種推理形式綜合運用的過程，不得有任何主觀想象和臆測的成份。
第二，假設和科學的關系。假設和科學，是理論思維發展的兩種主要形式。兩者既有密切的聯系，又有嚴格的區別。就兩者的聯系而言：一方面，任何科學理論的建立，最初都必須經過假說階段。另一方面，科學永遠是人類認識真理長河中所得到的相對真理，它的發展過程，也是不斷掌握更多事實材料中，不斷提出新假說、不斷驗證和修改已有的理論，以使科學日臻完善的過程。就兩者的區別而言：假設是科學的前奏，它是和科學活動聯系著的，具有推測性的有待檢驗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有一定的客觀真理性，但並不等於說它的基本內容是真實可靠的。而科學則不然，科學的主要原理及其核心，一定是在實踐中重復檢驗的真實可靠的理論。而且，在科學理論的發展、完善過程中，它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不會動搖的。所以在一個具體學科的發展中，假設也不能與已有的科學理論相矛盾。
明確假設的上述邏輯原則以及假設和科學的關系之后，以此來看“腎的研究”的問題，大體可歸結為兩個方面。概括起來講，即“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
二、連續三假設
“腎的研究”中“第一個假設”，即前面上文所講的“自設跳板”。研究者無視從《黃帝內經》到當今大學教材中中醫有關腎的一致性的表述，這是不對的。“腎的研究”中“第二個假設”即上文所指的“閹割在先”。研究者把中醫在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假設為證候群診斷模式。在研究者的診斷模式里，診斷腎陰虛、腎陽虛所依據的主證、次證，與中醫八綱辨證體系里辨別總體性的陰虛、陽虛時，其證候表現基本雷同。換言之，研究者的腎陰虛、腎陽虛，與人在總體上的陰虛、陽虛相互混淆了起來。腎在研究者的證候群診斷模式里，被簡化得面目全非。“腎的研究”中“第三個假設”是：中醫的“腎”即“可能”、“類似”西醫的“腎上腺”，或者與內分泌相關的垂體、下丘腦、性腺。應該說，數十年的中醫基礎研究中，用“可能”、“類似”、“近似”、“大體”、“大體就是”等等含糊不清的詞匯，在中、西醫兩個醫學理論體系之間互相偷換概念和命題的邏輯錯誤，司空見慣，俯拾皆是。從“腎的研究”著手實驗的第一步，便把該實驗定位在西醫的腎上腺這一點來看，就足以說明研究者早已把中醫藏象的腎，和西醫臟器的腎看成“類似”、“近似”的東西了。
前面講過，科學的假設離不開實踐和邏輯方法。如果假設不是在實踐中，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望文生義、主觀猜想中，這種連讀性的假設，便連續性的失去中醫理論的本來面目。事實上，古往今來的科學研究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連續性假設”的做法。它是當代的中醫“科研”獨家的專利，是主觀隨意性放縱的結果。對此，中醫工作者必須格外警惕。
三、貫穿一條線
既然“連續性假設”不會構成科學的假設，研究者又為什麼執著地這樣做呢？因為“腎的研究”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中醫西醫化”這樣一條主線。因為頭腦中“中醫西醫化”的思維定向在先，而研究者又沒有真正搞清楚中醫與西醫在基礎理論層面上的本質局別，於是便求助於主觀想象和臆測。因此，“實驗不實”、“指標不特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局了。這里所謂的“實驗”，對於“中醫西醫化”思維定勢在先的研究者來說，其實只不過是擺給外行人看的一種模樣、一種玩術而已。這樣做，在實證科學的現代潮流中，既容易使外行相信“中醫西醫化”的合理性，又能堵住中醫界的嘴。這是否是“西化中醫”的某種壓力下逼出來的？恐怕只有研究者自己明白。
《腎的研究》一書在“祖國醫學‘腎’的研究總結”一章中多處所講的：“不論有無腎虛症狀”，只要“垂體-腎上腺系統興奮性低下”，“都適合於補腎”，“可以採用溫補腎陽”之類的說法，是“腎的研究”貫穿著“西化中醫”一條線的自我證明。
綜上所述，依靠西醫診斷指標來用中葯，這就是“腎的研究”的終極目標。透過研究者自己對自己終極目標所做出的自我回答，對於長期為“微觀辨病與宏觀辨證相結合”和“四診客觀化”而陶醉的人來說，應該看到這條道路盡頭的結局了吧！
殃及池魚
“腎的研究”在中醫科研上造成的長期、嚴重的誤導，誠可謂影響廣泛、殃及池魚。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忽視了對科研的實踐檢驗問題。
一、對科學研究的檢驗。
“連續三假設，貫穿一條線”的“腎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學原則，有兩個檢驗標準。第一是實踐，第二是邏輯。
“人是理性的動物”，“是天地萬物之靈”，世界上最復雜的生物莫過於人。因為崇拜近代實證科學的實驗，總是企圖把人類生命的一切現象都歸結為物理、化學的方法來解釋，這在西方叫做“近代科學主義”。西方的西醫學家經過漫長的實踐，這一點，他們又先於中國人而明白過來了。於是，才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的綜合性醫學模式。與此同時，西方的西醫學家重新重視傳統醫學，並提出了“回歸自然”的時代呼聲。在這種醫學發展的新形勢面前，研究者卻要繼續沿著西醫的老路，依舊故我、堅定不移地按照西醫生物醫學的模式對中醫進行改造。這一點，就應當對自己的實踐檢驗一下才是。
另外，檢驗一種假設或者一種研究是否合乎科學邏輯，最簡單的辦法，即習慣所講的“出得來、回得去”。所謂“出得來”，是指這一假設或研究來源於實踐，並與已有的科學理論在總體上相一致。所謂“回得去”，是指新提出的假說，應當能夠更好地解釋已有的事實，並能在實踐中經受檢驗。當研究者把腎陽虛之“毛”，貼在了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興奮性低下這塊西醫之“皮”上以后，即使研究者想回去，事實上連自己也已經沒有可回之處了。對於這種與自己高喊的政治口號完全相背的“回不去”的研究，面對實踐和邏輯的檢驗，研究者不能再沉默了。
不過，要說研究者沒有想到科學的檢驗，恐怕也不是事實。“腎的研究”其實只局限於腎陽虛。研究者提到的腎陰虛、腎陰陽兩虛很少触及，而中醫真正腎的其它大量內容，更沒有涉及。為什麼深入不下去呢？研究者一定心有所思。不過，明智的選擇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開誠布公地作實踐和邏輯的自我反思。因為實事求是既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也是科學區別於偽科學、假科學的重要標準。
二、誤導的危害
今天討論“腎的研究”，是因為４０多年來，它給中醫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太大太大，而且至今還在繼續。比如：
先把生於心、藏於肝、統攝於脾的中醫之“血”，假設為西醫的“血液”；再把中醫的“氣血理論”假設為西醫的“血液流變學”；這樣，“高粘狀態”的西醫有關指標也就成為假設中的中醫“血瘀證”的“診斷標準”了。
先說中醫的“脾”“大體就是現代生理學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那麼中醫的“脾虛”自然就西醫的“消化功能不足”；再用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一組證候命名為脾虛；然后再對這一組證候群以生物化學霉、免疫學的變化來做解釋。
先把中醫的“脾主肌肉”假設為西醫的“肌肉”；再把中醫的“四肢乏力”假設為西醫的“肌無力”；這樣，中醫治療脾虛的“補中益氣湯”便可以假設為西醫治療“重症肌無力”的有效方葯。
先把中醫的“心”假設為西醫的“心臟”；再以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心氣虛”假設為“冠心病”的某一種；然后以實驗得出“心氣虛”是“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結論。
先把中醫的“肺”等同於西醫的“肺臟”；再以證候群診斷模式把中醫的“肺氣虛”假設為“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肺氣腫”的一種表現；然后把肺氣虛解釋為西醫的Ｘ線檢查、肺功能、血液流變學、細胞能量代謝、植物神經功能、微量元素、免疫學等等方面的改變。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針對“腎的研究”，楊維益教授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話：“首先，我要責備自己為什麼在做學問方面不多下些功夫，以致在中醫研究方面走了這麼長時間的彎路；其次，如果研究者在當時能夠認真些、嚴謹些，不要下太早的結論，全國也許不會將這種研究途徑作為中醫研究的榜樣而進行全面且長時期的跟隨。”中醫科學研究隊伍里，需要多一些楊維益這樣的教授！如果“腎”的研究者能夠有楊教授這樣的境界和胸懷，全國中醫科研的狀況肯定不會是今天這種局面！
大道不孤
“腎的研究”的問題，在中醫的科研上具有普遍性。究其全局性、根本性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兩條：
第一，是物質特殊病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的絕對化。按照通行的定義，物質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因此對於醫學面對的人來說，整體層次上的運動狀態（證候）是物質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的結構和形態也是物質的。而當代的中國在生命科學和醫學上的最大偏見是：把具有復雜的、多種物質屬性的人，與自然科學中關於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相混淆；企圖把復雜的生命過程，歸結為簡單的物理學、化學現象來解釋，並以此作為生命科學與醫學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腎的研究”就是從找尋中醫“異病同治的物質基礎”而發端的。很顯然，研究者心中的“物質”，是扭曲、狹隘的物質觀，是貼著物理學、化學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的自然科學領域里特殊屬性的物質觀，因而與中醫格格不入。
第二，是政治性觀念和方式代替中醫學術發展的自身規律。用西醫的觀念、理論、方法來發掘中醫，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由毛澤東親手點批而確定的。因此以“腎的研究”為代表的中醫科研工作，始終籠罩在有形、無形的強大政治因素的左右之下--這種“研究”在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政治號召下起步，人們高喊著政治口號而參與；“創造統一的新醫學、新葯學”是富有政治色彩的宏偉目標，努力參與就一定會有好處；參與研究則必須按“計划”為“宏偉目標”早出、多出成果，出不來成果那就想方設法“制造”成果；反正是毛主席批準用西醫方法來發掘提高中醫的，出了錯還有“成績是主要的”這句話做擋箭的盾牌；而且“凡是”是毛主席生前的“既定方向”，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仍然繼續“照辦”……這種情況是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廢醫存葯”論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重演，是中國特定的時期政治左右科學的畸型怪胎。它與前蘇聯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對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的錯誤，幾乎一樣。不同的只是招牌換記、時代有別。而且，口頭上的確講的好聽、動人，更不象當年的李森科那樣專橫。然而，這種情況卻使許多人、許多年品味不透，更使許多人、許多年心急無奈！
上述兩種原因相互交織在一起，至今已經４０多年過去。這期間，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功利的、官僚的、貫性的、極左的、惰性的、人事的、體制的、部門機構的……，亂麻般地糾纏為一團，終於釀成了當代中醫學術和事業上的一個大毒瘤！而今在中國，在高奏著“中醫要走向世界”凱歌的同時，又有許許多多的人正為中醫病在膏肓而到處奔走呼號、尋求搶救！樂乎？哀乎？還須人們頭腦冷靜下來再說！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參與這方面研究的“帶頭人”相繼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這無疑表明了國家科學院在中醫科學研究上的基本觀點和導向。這更令中醫界許許多多的人疑惑不解：中國是中醫的發源地，“腎的研究”是中醫的墓志銘，而以最高科學名義稱贊這墓志銘的，竟然是中國的科學院！如果不是中醫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在中國，埋葬中醫的慶功會該許已經開過了！
本文脫稿時，適接道友匡萃璋教授賜來“科學話語權與科學多元論”一文。文中談及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西醫的關系，其中“牛論”一段，於幽默中指點迷津，令人捧腹叫絕。論曰：“（１）你有你的奶牛，我有我的黃牛。（２）你的奶牛乳多，我的黃牛肉嫩。（３）引進你的奶牛，我家有兩頭牛。（４）千萬別人工授精‘奶牛化’，喪失我家黃牛的‘基因優勢’。（５）如果因為黃牛不屬於奶牛的譜系，就‘大規模’的‘規格非常高’的‘研究’一番‘我家祖上原本無牛’，豈不見笑遐方！”
讀罷匡教授的“牛論”，因想到：人性卑微，天道無私！真乃起初亦然，直到永遠！所以世界上本來順理成章的事，常常被人使它又變得復雜了起來。今天的中國人拿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而且是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繁衍昌盛的中醫葯學恣意宰割。這種由人性的卑微而滋長起來的以科學名義對科學進行的摧殘，真令人望而生畏！不過，還是應當相信：從古至今，大道不孤。更何況中國和世界的人民都需要中醫葯學！只要醫界的同仁忠實於科學，順應著“牛論”指引的天道，至少以文化多元的觀念和公正負責的態度，來對待為人類造福的中醫和西醫，身在地球東西兩邊的人們，總會有一天把匡教授的“牛論”引申為：引進你的中醫／西醫，我家就有兩個醫！
這個道理，“腎的研究”者也一定會懂得的！
Link URL: http://medyeah.zenith-healthcare.com:81/blog/post/47.html
